The Underlying Stimulator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ension and Welfare: A Detailed Analytical Report
一、元数据与概览
报告标题: The Underlying Stimulator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ension and Welfare: A Co-Integrated Socio-Economic Model
作者: Mostafa Raeisi Sarkandiz
机构: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Palermo, Italy
发布日期: 未具体注明(推断为2023年或之后因引用2023年文献)
研究主题: 探讨影响中国政府养老和福利支出的长期社会经济驱动力,采用协整模型分析财政支出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核心论点:
中国政府养老金支出受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红利”)和经济变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依然拥有可利用的人口红利,反驳了普遍对即时人口危机的假设。
仅依赖GDP增长难以确保养老基金稳定,养老基金的财政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缴费者与领取者的比例。
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是缓解未来人口红利消失带来财政失衡的关键政策。
研究方法包括检测变量协整关系以及方向性因果关系,确保分析的长期视角严谨性。1 ,1,2]
二、逐节深度解读
1. 引言(Introduction)
可持续性被定义为保障社会运行稳定的关键要素,特别是满足基本人类需求(住房、食物、健康)并保障退休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功能,养老系统是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保障。
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含义除了社会方面,还具体涉及财政收支的平衡问题,需要能够同时满足现时和未来利益相关者的支付需求。
Samuelson(1958)的观点强调,养老金体系尤其是现收现付体系若收入增长率不超过开支增长率,则不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结构和投入来源(缴费与投资收益)是建立可持续性的根本。1 ,1]
2. 理论基础(Theoretical Foundations)
传统理论模型过于刚性,难以捕捉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各国存在的异质性及变量遗漏问题,因此采用混合的理论-实证模型进行分析。
实证设计的核心是检测变量协整关系,建立真正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单向因果性,确保选择的解释变量能真实反映养老金支出的决定因素。
由于中国养老基金投资受限(主要为银行存款和国债),实际投资回报率常为负甚至低于通胀(表1平均实际利率约-0.1%),投资收益对养老基金资产影响有限,资金来源主要依赖缴费者数量和比例。3 ,3]
表1:2012-2019年中国银行存款的净回报率
年份 通胀率(%) 名义存款利率(%) 实际存款利率(%) 2012 2.6 3.0 0.4 2013 2.6 3.0 0.4 2014 1.9 2.8 0.9 2015 1.4 1.5 0.1 2016 2.0 1.5 -0.5 2017 1.6 1.5 -0.1 2018 2.1 1.5 -0.6 2019 2.9 1.5 -1.4 平均 2.14 2.04 -0.1
3. 人口结构与“依赖比率”(Dependency Ratio)
依赖比率衡量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扶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数,2012-2019年中国数据呈现上升趋势(表2),主要由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的交织影响组成。
这一变化导致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增加。图1进一步直观展示2012-2019年依赖比率的上升趋势,增长近7倍于同期寿命增长,提示养老系统面临更大压力。
“人口红利”对应理想依赖比率区间,此时扶养比最小化,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最大,国家能实现储蓄和GDP增长的双重效应。但该阶段是短暂且有限的。5 ,5,6]
表2:中国2012-2019年人口统计数据(依赖率、出生率、预期寿命)
年份 依赖比率(%) 出生率(千分比) 平均预期寿命(年) 2012 34.9 12.73 74.85 2013 35.3 12.71 75.14 2014 36.2 12.55 75.44 2015 37.0 12.40 75.73 2016 37.9 12.24 76.03 2017 39.2 12.09 76.32 2018 40.4 11.93 76.62 2019 41.5 11.67 76.79 变化 +2.36% -1.04‰ +0.32年
图1依赖比率(2012-2019年)
4. 关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中新进入者(尤其15-24岁年轻劳动者)的就业率关键,延长缴费期有助于养老基金稳健。提升这一年龄组的就业率还有助于缓解养老基金压力。
但年轻群体推迟进入劳动市场(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趋势明显,导致就业延后。研究发现提高大学学费会抑制部分入学倾向,从而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
文化和语言壁垒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大规模引进外来劳动力来填补劳动力缺口,更需依靠内部结构性改革。
同时,生育率低迷且育龄人口减少现象将进一步减少未来新进入者,对养老系统形成长期压力。7 ,7]
5.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对养老支出的关系
城市化提高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应,降低边际成本,促进产出增长,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图2显示过去60年中国城市化快速提升,至2019年占比约60%。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部分研究发现城市化超过某一阈值(约70%)对增长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其他研究则存在不同结论。
GDP增长有利于养老基金可持续,因增长率高于养老支出增加率时,可为基金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养老金系统出现巨额赤字可能通过增加财政负担和货币紧缩政策,负向影响GDP。
政府基本养老计划的必要性强调了公共养老金的稳定性对整个经济的稳定作用。9 ,9,10]
图2城市化比例(1960-2019年)
6. 数据与变量
主要因变量为中国政府公共养老及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数据时间跨度1995-2020年,2007-2010年间数据缺失通过加权移动平均法估算。
主要自变量包括出生率、城市化率、GDP增长率、15-24岁青年就业率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如图3展示,养老金支出自2006年后大幅跃升,从不足1%增至2019年的5%以上,年增长率约8.1%,而养老金基金资产增长率更高,约13.03%,符合Samuelson可持续性标准。11 ,11]
图3 1995-2020年中国政府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
7. 统计分析与模型建构
相关性分析(表3)
变量 Expenditure Birth GDP Employment Oldies Urban Expenditure 1 -0.72 -0.63 -0.93 0.96 0.94
出生率、GDP和青年就业率与养老金支出呈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这些指标的提升有助于降低政府养老支出占比。
老年人口比例和城市化率与养老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尤其老年人口对支出的影响最大,揭示人口老龄化对支出的推动效应。13
单位根(ADF)检验(表4)
除青年就业率外,其余变量皆存在单位根,具非平稳性,这为后续的协整分析和模型构建提供了数据基础。
选择以ADF检验为主,理由是实证中宏观经济变量普遍表现为负移动平均成分,ADF在此类情况下更为稳健。14
回归模型估计(表5)
变量 系数 (Coef.) t值 P值 常数项C 12.76 0.62 0.54 出生率 1.04 5.59 0.00 GDP -0.11 -3.63 0.00 就业率 -0.38 -1.55 0.14 老年人口比例 0.64 4.94 0.00 城市化率 -0.13 -0.66 0.52
模型拟合优度超高,R 2 = 0.995 R^2=0.995 R 2 = 0.995 ,说明变量对养老金支出的解释能力极强。
出生率和老年人口系数均为正,但出生率的系数幅度高于老年人口,反映人口红利效应。
GDP对支出影响虽显著为负,系数较小,说明经济增长能一定程度减缓养老金压力,但非主要因素。
就业率和城市化率统计不显著,但纳入模型能保证误差项的正态性和模型拟合,表明其与养老金支出关系可能非线性。
模型通过了经典正态性检验(Jarque-Bera)、异方差性检验(Breusch-Pagan)和序列相关检验(Breusch-Godfrey),残差均质且无自相关,模型设定合理。15 ,15,16]
稳定性检验(CUSUM)(图4)
CUSUM检验显示系数稳定,模型参数随时间变化幅度在置信区间内,说明长期分析可靠,结果稳健。
18 ,19,20]
三、图表深度解读
表1:中国银行存款净收益率(2012-2019)
实际存款利率多为负值,投资收益对养老金资金影响微乎其微,主要收入依赖缴费者。
这迫使政府更多依赖劳动力市场结构保证缴纳资金的稳定,政策空间受限。4
表2及图1:人口依赖率及人口老龄化趋势(2012-2019)
依赖率持续上升,显示养老金压力与日俱增。出生率下滑虽促使抚养儿童数下降,但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依赖比率上升意味着单位劳动者负担更重,资金缺口扩大,养老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图表显示出明显线性上升趋势,预示未来养老基金压力持续加大,亟需政策调整。5 ,6]
图2:城市化率历年变化(1960-2019)
1960年代城市化率不足20%,到2019年已突破60%,显著提升劳动力市场活力和产业结构转型空间。
城市化带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促进GDP增长,但存在非线性甚至反转风险,带来养老保障复杂性。
城市化和养老支出的关系复杂,模型暗示需进一步非线性研究。9
图3:政府养老支出占比趋势(1995-2020)
2006年后养老金支出比重快速攀升,2019年超过5%。该指标增长速度显著超GDP增长,反映财政负担加重。
说明养老金政策和人口结构变化加速推动了政府支出增长。
养老金资产增长速度高于支出,显示仍有资本积累效应,部分抵消压力,但可持续性仍存疑。12
表3:变量相关矩阵
强烈体现了人口老龄化(老年比例)和年轻人口就业间的负相关以及分别与养老支出正负方向的影响。
城市化呈现较强负相关年轻就业率,正相关老年人口和养老支出。结合其他研究指出其非线性作用。
GDP变量与养老支出负相关但影响较小,暗示仅靠经济增长难以解决根本养老金问题。13
表4: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大多数变量非平稳,符合经济时间序列常态,支持协整检验需求。
就业率平稳性不显著,但这一点对整体协整不构成重大影响。14
表5: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清晰揭示出生率和老龄人口主导养老支出的长远趋势。
GDP对养老压力有缓解作用但不足,政策调整重点应向社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聚焦。
就业率和城市化率影响不显著提示关系非线性,后续研究建议对其关系深入建模。15
表6与表7:残差诊断和模型设定检验
残差经过异方差、序列相关正常性检验均合格,模型无违背OLS基本假设迹象。
RESET检验未拒绝线性假设,确认模型不需非线性调整。
协整检验证实变量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长周期政策分析基础稳固。17 ,18]
四、估值分析
本研究非典型估值研究,没有直接使用DCF等财务估值方法,而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协整回归)估计中国政府养老支出的决定因素及其长期趋势,用统计显著性和模型稳定性作为价值判断基础。重点在于:
解决养老基金可持续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影响现收现付模型的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结构,而非资本市场回报率。
变量协整关系验证了长期均衡的稳定存在,从因果关系推断看,社会经济变量变动能预测养老支出。
经济增长虽然缓解养老支出压力,但力度有限,需深度结构改革作为基本保障。
城市化和就业率的非线性关系提示未来研究可采用门槛回归或非参数方法探究其对养老支出的微观机制。
此估值视角突出宏观经济与人口经济学在养老财政政策制定中的关键作用,而非单纯资产评估。15 ,18,20]
五、风险因素评估
报告具体识别并评估下列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 养老负担持续加重,依赖比率上升,财政支付压力显著。
生育率降低风险: 劳动力市场潜在供给下行,将引发养老金收入口减少。
劳动力市场结构风险: 青年高等教育率高致使劳动力供给延后,就业率提高难度加大。
投资回报率低风险: 养老金基金受限于低收益投资渠道,无法通过资本增值缓解压力。
城市化产生的非线性风险: 城市化过度或分布不均可能反过来压制经济增长及就业状况。
政策执行阻力: 根据法国2023年退休制度改革引发抗议事件,结构性改革面临公共舆论阻力。
各风险均带来财政负担加重、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稳定威胁的可能性,报告建议积极调控、科学设计算法及社会教育配套措施应对风险,强调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优先级。2 ,5,9,10]
六、批判性视角与细微差别
模型假设限制: 数据量有限(尤其中间四年缺失数据插补),变量选取部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和模型假设,可能导致某些变量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未能充分体现。
就业率和城市化指数非线性问题揭示但未深入探讨,未来可考虑非线性函数、门槛模型等补充。
未充分探讨区域差异及城乡二元结构对养老支出影响的异质性,虽然部分文献提及,但模型层面未加体现。
缺乏因果方向正式检验(如Toda-Yamamoto因样本容量及变量性质限制未能实施),限制了从统计学严格角度解释变量间因果关联的力度。
文化语言因素对移民难以明确量化,政策建议虽合情合理,但其实际影响程度及潜在政策反弹机制未深入量化。
GDP增长对养老财政的缓解效果被暗示为有限,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长期正面冲击潜力。
综上,报告角度稳健,谨慎分析但存在外推逻辑上的假设限制和潜在模型复杂性不足问题,需后续实证研究补充完善。14 ,15,18,20]
七、结论性综合
报告通过协整社会经济模型发现并验证了影响中国政府养老及社会福利支出的长期决定因素,核心结论包括:
中国依然受益于人口红利,出生率系数在模型中高于老年人口比重系数,反驳了部分研究显示人口红利已逝的观点。
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增加)是驱动政府养老支出增长的最主要变量,对财政造成重大压力。
GDP增长虽然有助于养老支出可持续,但幅度不足以覆盖人口结构恶化带来的支出增长,单纯依赖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青年就业率对养老支出有缓解作用,政策上应通过提高就业推动劳动力供给,改善养老金基金的缴费基础。
城市化对养老体系影响呈复杂非线性关系,当前线性模型未能显著体现,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养老金投资回报率较低,限制了资本形成规模,养老金财政可持续依赖缴费者人数与年龄结构,强调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必要性。
模型统计检验表明所建立的协整回归模型稳定且有效,有助于指导长期养老政策设计。
政策建议重点包括积极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窗口,适度提高大学学费引导青年就业,强化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老年人就业率以缓解资金压力。
养老体系的稳定不仅是中国国内问题,还关乎全球经济稳定性,特别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规模中的重要位置。
整体来看,本报告为理解中国养老支出长期变化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提示单纯经济手段难以驱动可持续养老,必须配合深层社会结构和人口政策调整。1 ~22]
总结
该研究从理论与实证结合的视角出发,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了中国政府养老金与福利支出的驱动机制。重点强调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红利的存在与流失、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以及就业结构和城市化变化对财政压力的复杂影响。模型和数据细致严谨,诊断测试结果支持模型稳定长期存在的均衡关系,助力政策制定者制定科学养老财政战略,突出结构性改革与人口政策的双重重要性。图表清晰展示了变量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变化,为评估中国养老体制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强有力的量化支持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