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区分个体死亡风险与人类灭绝风险,发现灭绝风险不可通过繁殖对冲,导致折现率上升并增强人类短视行为,形成灭绝风险投资的悖论。研究为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及变革性AI风险的投入不足提供解释,强调政策制定需要克服认知与折现悖论,。
报告标题:The Paradox of Doom: Acknowledging Extinction Risk Reduces the Incentive to Prevent It
作者:Jakub Growiec、Klaus Prettner
发布日期:2025年9月8日
主题领域:经济学,特别是关于未来折现率、人口寿命风险与人类灭绝风险的数学建模及其对社会投资行为的影响
核心论点:本报告建立理论框架区分了个体死亡风险和人类灭绝风险,并研究了这两类风险对未来消费折现率(即耐心程度)的不同影响。结果指出,灭绝风险显著提高人们的短视(即提高折现率),反而减少了社会对避免灭绝的投资激励,揭示了“灭绝风险认知导致防范动力反而减弱”的悖论。此结论为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灾难风险投资不足提供了理论解释。
摘要中指出,灭绝风险作为一种不可对冲的整体风险,是驱动“折现未来价值”的关键因素,而个体死亡风险则可以通过繁衍减少影响。灭绝风险导致个体变得更加急切,而非更加远见,因而投资防范激励反而减弱。这种机制有助解释为何人类普遍低估和低投入于灾难风险的应对。
引言部分强调了死亡的异步性维护了人类的延续性。但灭绝风险会摧毁整个文明的延续。这促使作者探讨灭绝风险相较于个体死亡风险如何影响个体的时间折现行为。提出了“非全我将死去”(non omnis moriar)思想,强调繁衍对于规避个体死亡风险的缓解作用。但灭绝风险则无法被此缓解。模型将区分三类主体视角(个体、自身起源的家族/朝代、社会规划者)并引入不同的偏好体系,预示不同折现率的来源和机制。
文献回顾表明,折现率作为人类不耐弃特性的表现,也在其他动物中得到体现,且个体寿命不确定是主要动因。实验数据显示个体年折现率平均约33%,远高于宏观经济模型常用的5%。个体间时间偏好的异质性和环境关联性突出,且存在代际利他倾向。
灭绝风险与普通灾难类风险不同,其极端严重性使其处理方式仍有待完善。识别出两个机制:(1)灭绝风险由于历史未曾发生,易被忽视;(2)灭绝风险一旦被认知,会增强人们的焦虑和急切,因个体死亡风险可缓解但灭绝风险不可。
作者构造了基于Blanchard (1985) 的“永远年轻”模型扩展框架,包含了个体死亡风险(m)和人类灭绝风险(M),认定时间为离散,死亡风险恒定,不考虑其他折现因素。
个体期望效用(3.1节):
个人的存活概率为 ((1-m)^t (1-M)^t),期望效用是一系列按存活概率加权的消费效用总和。折现率为两风险之和(m+M),个体视灭绝风险与个体死亡风险同等看待且无法区分。
家族(朝代)期望效用(3.2节):
加入了族群繁殖率 (b),族群规模随时间变化,死亡风险通过生育得以对冲,仅灭绝风险影响折现率。族群折现率为 (M + m - b);若族群规模恒定((n=0)),折现率仅为灭绝风险 (M)。
平均公利主义与总公利主义(3.3节):
介于平均公利主义(只关注平均当前人效用,(\theta=0))和总公利主义(总效用之和,(\theta=1))间,折现率权重 (n^\theta)微调,族群规模和权重参数决定折现速率变化趋势。
“自私基因”视角(3.4节):
基因传递隐含基因重组衰减因子 (\alpha \in (0,1)) ,基因传递的效用衰减更大,导致折现率更高,基因折现因子为 ((1-M)(1-m)(1+b)^\alpha),比Benthamite公利主义视角更急切。
确定灭绝时间的预期个体效用(3.5.1节):
若灭绝时间已知,折现率仅由个体死亡率决定,灭绝时间对折现率无影响,人们不将灭绝风险纳入折现考虑。
社会整体福利函数(3.5.2节):
人类总体效用视为各期人口规模调整后的累计效用,灭绝风险概率性介入。结果折现因子趋近于 ((1-M)(1-m)(1+b)),一致于家族模型。若人口恒定,折现率正是灭绝风险 (M),强调灭绝风险作为长期折现核心因素。
表1汇总了模型中各种主体类型的折现因子及常人口规模状态下的折现因子。重要结论在于:
表格显示了灭绝风险 (M) 在社会整体折现率构成中的核心地位,且不可被其他因素(如繁殖)抵消。
讨论阐明,纯自利者无法区分灭绝风险与个体死亡风险,两者对折现率贡献同等。但存在代际利他后,个体死亡风险因繁殖可对冲,只剩灭绝风险继续提升折现率,增加急切性。
“自私基因”视角下的折现率体现了基因重组引发繁殖-死亡不对称,个体死亡风险依然显著影响折现率。作者强调信念对风险认知的影响比现实概率更重要,灭绝风险未曾发生导致人们通常低估该风险。
更新灭绝风险信念上升时,人们折现率上升,即更急切。这种急切会反过来抑制对灭绝预防投资的动力,构成负反馈循环,即越意识到灭绝风险,人类反而越不愿投入避免该风险,导致更大风险。
总结强调灭绝风险不可通过繁殖对冲,增加了折现率从而使长期投资吸引力下降。这形成了“灭绝风险越大,防范动力反而越小”的悖论,为气候变化、疫情控制、人工智能带来的存在风险等领域解释了低投资的根源。
政策建议强调需通过制度手段强化远见与集体决策,例如国际碳价机制、AI安全国际协调、国际条约限制生化核武器等以抵消这一下降机制。
描述:表1汇总了报告中不同主体视角下的折现因子表达及其在常人口规模((n=0))情形下的具体因子数值。主体包括:单个个体、家族、家族的平均和总公利主义加权版本、基因视角下的遗传谱系以及整体社会福利。
解读数据与趋势:
联系文本:支持文本中提出的灭绝风险维系长期折现率的核心作用,和不同视角下对风险缓解效果的合理差异。
潜在局限:模型假设的恒定风险率和出生率可能低估现实动态变化的复杂性,但已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定量表达及对比。尚未体现情境变化(如风险非连续)的影响。
本报告本质为理论定性和数学建模文章,未针对特定公司资产进行估值,因而无传统财务估值方法如DCF、PE等分析。在模型中,折现率类似于资本折现率,核心输入为个体死亡风险(m)、灭绝风险(M)、出生率(b)、族群规模权重参数 (\theta)、基因衰减参数 (\alpha) 。作者通过不同假设组合,解析了这些参数在折现率构成及时间偏好中的定量作用,体现了情景敏感的“时间价值”抽象。
报告指出的风险主要为两类:
缓解策略主要是政策与制度层面,加强远期视野和国际合作,如碳定价、AI监控、武器限制等制度安排能弥补个体和社会因风险认知而产生的内生路径弊端。
本报告通过数学经济模型精细剖析了个体死亡风险与人类灭绝风险对折现率的不同影响,揭示了灭绝风险作为一类不可对冲的整体风险,始终提升人们对未来的折现率,使个体及社会更急切,降低了长远投资于灭绝风险防范的激励,形成了难以打破的“灭绝风险悖论”。
图表1和模型公式清楚展示了在代际利他及“自私基因”视角下,灭绝风险与人口出生率、个体死亡率的相互作用和对折现因子的影响,一致支持核心结论。
这一理论成果为现实中环境保护、公共卫生、AI安全等领域显著存在的灾难性风险投资不足现象提供了全新视角和解释,强调了制度设计和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以克服人类固有的短视偏好,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存在的极端风险。
总结而言,报告提出人类灭绝风险认知的提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耐心缺失,大大削弱了防范行为的动力,需要政策干预以打破此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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