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76个经济体1995—2022年的投入产出表,利用Leontief逆矩阵追踪服务增加值最终由家庭消费、投资、政府或出口需求支持的来源。研究构建服务经济家庭导向度R及服务扩张中的家庭贡献H,发现传统服务业占比无法识别服务化的需求类型:1995—2018年服务占比上升的65个经济体中,77%同时出现家庭导向度下降。精确分解表明,家庭支持生产的服务密度虽随收入提高,但家庭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下降更快;Shapley分解显示,生产体系渠道贡献了材料性服务占比增长的中位数73%,而家庭导向度下降主要来自总需求结构变化。
报告标题:《Two Types of Tertiarization: Household Dem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Services》
作者:Li Gan
发布日期:2026年7月
发布机构:原文未明确列出作者所属机构或正式发布机构。
研究主题:结构转型、服务业增长、投入产出网络与最终需求归属。报告研究76个经济体1995—2022年的服务业发展,核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服务业占比上升,究竟是由居民消费推动,还是由投资、出口、政府需求以及生产网络中的中间投入推动。报告没有股票评级、目标价或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建议,因为它是一篇宏观经济与结构转型研究,而非公司或证券研究报告。
报告的中心论点是: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只能说明“经济生产了多少服务”,却不能说明“这些服务最终服务于谁”。作者通过投入产出表和Leontief逆矩阵,将服务业增加值沿国内生产网络追溯至最终需求类别,从而区分居民消费支持型服务经济与非居民消费支持型服务经济。
报告最重要的经验结论包括:
报告区分了“水平”和“变化”两个概念。
第一,R是服务经济的居民消费导向程度:
[ R=\frac{V^{S}_{C}}{V^{S}} ]
其中,(V^{S}_{C})表示最终由居民消费支持、且由市场服务业生产的增加值,(V^{S})表示市场服务业全部增加值。因此,R衡量某一时点服务业增加值中有多少最终归属于居民消费。
第二,H是某一服务业扩张事件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
[ H=\frac{\Delta V^{S}_{C}}{\Delta V^{S}} ]
H衡量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中有多少来自居民消费支持。作者强调,R是“服务经济面向谁”的存量指标,H是“本次服务业增长由谁推动”的流量指标,二者可能出现不一致。例如,一个国家服务业整体可能是投资导向的,但某一阶段服务业新增部分却可能接近居民消费与非居民消费各占一半。
当R或H超过0.5时,作者将其称为居民消费导向或居民消费主导;如果非居民部分中投资和出口合计超过政府需求,则进一步称为生产导向或生产主导。
数据来自OECD于2025年发布的协调化国民投入产出表,覆盖50个ISIC Rev.4行业、76个经济体和1995—2022年,共2,128个国家—年份表。
作者使用Leontief逆矩阵:
[ L=(I-A)^{-1}=I+A+A^{2}+\cdots ]
其中A是国内中间投入系数矩阵。Leontief逆矩阵的含义是:某一单位最终需求,会通过直接和多轮间接中间投入,带动各行业生产多少总产出。作者随后用各行业增加值系数将总产出转化为增加值,并将这些增加值归属于居民消费、政府、投资或出口等最终需求类别。
这种“最终需求追踪”与“直接购买者统计”有明显区别。比如制造商直接购买物流服务,但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商品最终出口,则物流服务在报告中被归属于出口支持,而不是企业直接购买或居民消费支持。
报告将市场服务业定义为17个行业,但排除公共管理、教育和医疗,因为这些行业更容易受到政府需求影响。贸易、住宿餐饮、娱乐和个人服务则被用于消费者服务业的稳健性分析。
报告提出并验证了一个精确恒等式:
[ R=\frac{\alpha_C\sigma_C}{s^S} ]
其中:
该恒等式把服务业居民导向拆成三个边际:居民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居民支持的生产活动有多服务化,以及整个经济总体有多服务化。
它解释了报告的“表面矛盾”:随着收入上升,居民消费支持的生产活动更加服务化,即σC上升;但如果居民消费占整体经济增加值的份额αC下降更快,或者整个服务业占比sS上升更快,R仍然会下降。
图1横轴是居民直接购买市场服务总产出的比例DC,纵轴是经过生产网络追踪后最终由居民需求支持的比例UC。所有经济体都位于45度线之上,说明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虽然最初卖给企业,但最终仍由居民消费支持。
全球中位数的UC—DC差距约为15个百分点,这说明仅看直接购买者会显著低估居民对服务生产的最终支持程度。中国的直接居民购买比例为0.24,最终居民支持比例为0.39;印度分别为0.39和0.58,印度在两个指标上都高于中国。
该图的重要意义是:服务业的直接客户不能简单等同于最终需求来源。企业购买的运输、批发、金融和专业服务,可能是为了生产最终被居民消费的商品,因此报告坚持使用最终需求归属,而非依据行业名称或直接购买者分类。
图2显示1995—2022年每年的跨国相关性。服务业占比sS与R的原始相关性在所有年份都为负,平均约为−0.24,2022年加强至约−0.34;但控制人均GDP后的偏相关始终接近零,并且没有显著偏离95%置信区间。
图3横轴是服务业占比sS,纵轴是服务业增加值中居民最终支持比例R。原始相关系数为−0.27,统计量为2.4;但控制收入后相关系数仅为0.04。图中中国和印度的服务业占比接近,却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的居民导向位置。
作者特别指出,服务业占比与R的负相关部分来自恒等式中的机械分母效应,因为sS位于R的分母中,因此不能简单把负相关解释为因果关系。真正有信息量的是:服务业占比与总需求结构αC几乎不相关,而αC解释了R跨国差异的约99%。
表1进一步列出服务业占比相近但需求导向不同的国家组合。中国和印度的服务业占比分别约为0.415和0.402,但R分别为0.421和0.585;中国投资支持比例接近印度的两倍。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则属于强居民导向国家,爱沙尼亚在服务业占比接近巴西的情况下却明显生产导向。
图4的横轴是服务业占比sS,纵轴是居民导向R。向右表示服务化程度提高,向上表示服务业更加由居民需求支持。大多数国家的轨迹向右下方移动,即服务业占比上升但居民导向下降。
表3将1995—2018年变化按不同阈值分类。65个服务业占比上升的经济体中,50个经济体R下降,占77%;即使要求服务业占比和R都至少变化两个百分点,约四分之三的经济体仍表现为“服务化但居民导向下降”。
这是全文最具概括性的事实:传统服务业占比指标把居民消费支持型服务扩张和生产网络型服务扩张混为一谈。
作者将样本划分为1995—2005、2005—2015和2015—2022三个非重叠窗口,共得到161个服务业扩张事件,来自73个经济体。
H的总体中位数为0.45,四分位区间为0.314—0.575,说明服务业扩张事件的中间一半跨越了0.5的居民主导门槛。低收入组H中位数为0.57,高收入组为0.35;低收入组约70%的事件属于居民主导,高收入组仅约四分之一。
按最大贡献来源分类,47%的事件属于居民主导,32%出口主导,20%混合,没有事件被分类为投资主导或政府主导。这里需要注意,投资在服务经济存量构成中很重要,但在四类最终需求全部比较的服务业增长事件中,没有成为最大贡献来源;在95个非居民主导事件中,出口在91个事件中是非居民部分的最大来源,投资仅在4个事件中最大。
作者还发现,H对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98,标准误0.021,统计量4.8,说明随着收入提高,服务业新增部分更倾向于由非居民需求支持。
2015—2022窗口受到疫情和反弹期影响,因此应谨慎解释,但将窗口按2019年拆分后两侧H中位数都为0.36,说明低值并非完全由2020年冲击造成。
表4显示,国内收入上升时,居民支持的生产活动服务密集度σC显著上升;但居民支持的总增加值份额αC下降。国家内部人均GDP提高1%,αC约下降0.172%,σC约上升0.127%,而总服务业占比梯度仅为0.049且统计上不显著。
在国内部变化中,αC下降主要被投资支持份额上升所抵消:αC的下降梯度约为−0.0682,投资支持份额上升约0.0627。跨国比较则不同,居民份额下降主要由出口和政府支持增加抵消,投资支持份额反而略有下降。
表5用中国和印度说明这一点。中国和印度服务业占比相近,σC分别为0.539和0.454,差异不大,但αC分别为0.324和0.518,因此R分别为0.421和0.585。两国服务业居民导向的16个百分点差距,主要来自整体需求结构,而不是居民消费内部的服务密集度。
一类型模型只包含代表性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之间的选择。随着收入上升,非同质需求可以产生服务业占比上升,但由于模型没有区分最终购买者,R要么无法定义,要么被固定为1。
两类型模型则区分居民支持和非居民支持的生产活动。居民消费、投资、政府和出口分别对应不同的最终需求份额。随着收入增加,在固定政府和出口份额时,居民消费份额下降、投资份额上升,同时居民支持生产的服务强度σC上升。
模型的核心条件是:只要居民消费在总生产中的份额下降对R的负面影响,超过居民消费内部服务升级对R的正面影响,便会出现“服务业占比上升而居民导向下降”的反转。
作者还构造了一个关闭αC收入梯度的反事实。如果不允许居民消费在总增加值中的地位变化,仅保留σC等服务化因素,R的收入梯度在国内和跨国比较中都会转为正;这说明变化的最终需求购买者结构是解释反转不可缺少的边际。
报告使用六个会计组件进行精确Shapley分解:
作者将A和v合并为一个生产组件,是为了保证会计可行性。若将两者从不同年份任意拼接,90%的混合组合会产生负的进口投入或税收残差,因此不能作为经济上可行的虚拟经济体。
表6的核心结果是:在服务业占比至少上升两个百分点的56个经济体中,生产结构、投资需求构成和出口需求构成合计解释服务业占比上升的中位数73%,四分位区间为56%—96%,并且在98%的经济体中与服务业占比变化同号。
生产系统是四类综合渠道中最大贡献来源的经济体占80%,说明该结论并非由少数大型国家驱动。居民消费构成通常对R有正向作用,但其作用被总最终需求结构中居民份额下降所压倒;在R显著下降的57个经济体中,φ的中位贡献份额为1.00,并且其对R的贡献在全部57个经济体中均为负。
表7显示生产系统渠道的重要性随发展程度上升:低收入组生产系统对服务业占比增长的中位贡献为0.57,高收入组为0.91;居民消费构成的贡献则从0.50降至0.13。
在美元加总的覆盖经济体总体中,服务业占比由0.498升至0.513,R由0.595降至0.534;生产块解释服务业占比增加0.0148中的0.0136,约九成;总需求结构解释R下降0.0611中的−0.0575,即94%。但作者明确指出,这只是各国账户的规模加权汇总,不是包含双边贸易关系的全球投入产出系统。
价格是报告最重要的审慎限定之一,因为所有核心统计量均为现价增加值。典型经济体1995—2018年服务业相对工业价格仅上升约4%,两部门分解显示服务业名义占比变化中约69%来自实际数量变化。
中国则明显不同:服务业占比名义上升15.9个百分点,其中实际变化仅1.1个百分点,相对价格变化达到14.8个百分点;服务业相对工业价格上涨约81%。因此,中国生产系统渠道对服务业占比的高贡献,不能全部解释为真实资源向服务业重新配置,其中相当部分是估值变化。
中国的R在同一时期仍具有一定价格不变性:如果所有服务增加值按同一比例重新估值,R的分子和分母同时变化,R不变。但αC、σC和sS的分母不同,因此这些分解项会受到服务业相对价格变化影响;H作为跨期增量比率,也不能自动消除价格因素。
中国的住宿和餐饮业是直接购买者分析中的典型案例。2018年企业直接购买中国该行业产出的比例约为38%,高于全球中位数15%;官方中国投入产出表显示中间投入份额更接近或超过一半。作者谨慎地指出,这只能证明企业和其他生产者是重要购买者,不能据此判断具体用途一定是商务宴请、官方接待或平台配送。
图5显示中国消费者服务业居民购买份额为0.24,处于76个经济体第12百分位附近,低于绝大多数非旅游型经济体。中国并非典型旅游或转口经济体,因此其低居民份额主要与企业中间需求占比较高有关。
图7显示中国消费者服务业中间投入份额从1995年的约0.52升至2022年的约0.60,始终高于世界四分位区间,而世界中位数长期在0.36—0.38附近。该图支持中国消费者服务业具有显著生产者服务属性的判断。
图6展示直接购买者层面的消费者服务使用增长。位于45度线以上的点表示企业中间需求贡献超过居民需求;中国1995—2005和2005—2015两个窗口均处于企业贡献较高位置,2015—2022窗口居民贡献为0.28、企业贡献为0.58,仍明显偏向企业。
现价统计风险。 H、sS及Shapley变化混合了真实数量变化、相对价格变化和汇率变化,尤其中国的名义服务化几乎主要是价格变化,因此不能把全部会计贡献解释成真实生产结构变化。
国内网络边界。 “最终需求”只追踪到国内边境,出口被视为终端类别。国内服务嵌入出口商品后,即使最终被外国居民购买,也仍被归为出口支持;若要获得全球最终消费者归属,需要跨国投入产出表。
Shapley不是因果分解。 Shapley值解决了分解顺序任意性,并且各组件贡献可以精确加总,但它只是对已观察变化的会计归因,不代表生产结构或出口需求对服务化存在独立因果效应。
生产函数假设。投入产出分析依赖固定系数结构,Leontief逆矩阵追踪的是会计上的投入需求,并未估计价格、技术替代或企业行为。报告也明确表示模型不是深层参数估计,不试图复制经验投入产出系统。
疫情窗口和小分母问题。2015—2022窗口受到疫情影响,H在其他需求收缩时可能超出0—1区间;作者称这只发生在四个小分母事件中,且不影响中位数,但仍需避免将所有短期变化视为长期结构趋势。
指标不等于福利或生产率。R和H只回答“谁的需求支持服务业活动”,并不说明居民支持型服务业效率更高、就业吸纳更强或福利贡献更大。报告明确承认其没有检验不同需求来源的生产率、要素使用或福利差异。
因果验证被作者主动放弃。附录中的shift-share外生需求冲击检验在2025年数据版本下出现有效冲击数量少、领先期显著、投资冲击错误进入出口方程等问题,因此作者没有把该部分作为因果证据。这是报告较为审慎的地方,也意味着全文主要是测量和会计分解,而不是因果识别研究。
这篇报告对“服务业占比上升意味着居民消费升级”的传统解释进行了重要修正。它并不否认收入增长会推动居民消费内部服务化,σC的正向收入梯度恰恰支持这一点;但它指出,居民消费在整个经济需求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可能同时下降,尤其当投资、出口、政府需求和生产网络中的服务投入快速扩张时,服务业可以在远离居民最终需求的情况下继续增长。
因此,单一的服务业占比sS不足以描述结构转型,至少应同时观察服务业占比sS、服务业居民导向R以及服务业扩张中的居民贡献H。报告的经验核心是:77%的服务业占比上升经济体同时出现居民导向下降,生产系统渠道解释显著服务化增长的中位数73%,而R下降主要由总最终需求结构变化驱动。
报告最终不是在居民消费和生产网络之间简单二选一,而是提出一种更细致的“两类服务化”框架:有些经济体是居民消费支持型服务经济,有些则是披着服务业外衣的生产网络经济。对政策和结构转型研究而言,服务业发展目标若只关注服务业占比,可能把价格上涨、投资扩张或出口导向的服务化误判为居民消费升级;因此,最终需求归属和生产网络追踪应成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研究和模型校准中的补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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