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可交易进口证书(TIC)机制,将国内生产、友岸进口与可靠供应等战略安全目标直接嵌入贸易协定,并通过单一证书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与证书价格的自动调整。 理论结果表明,匹配型TIC能够在满足各国战略目标的同时实现约束有效配置,并通过证书价格抵御贸易伙伴的补贴、贸易壁垒和数量限制等偏离行为。 经济胁迫模型进一步将目标与短缺显著性、供应可靠性、双边依赖和抵抗胁迫规范联系起来,同时揭示其在WTO规则、证书市场势力及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制度局限。
标题:《Tradeable Import Certificates for Strategic Supply Security》(可交易进口证书与战略供应安全)
作者:Sebastian Kranz
机构:Ulm University
发布日期:2026年9月
研究主题: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贸易协定设计、经济胁迫与“友岸外包”。
这是一篇理论经济学研究论文,而不是针对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证券研究报告,因此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买入/持有/卖出”评级、目标价或盈利预测。论文的核心政策主张是:各国不应主要围绕关税率、补贴率等实施工具进行贸易谈判,而应直接围绕国内生产、可靠进口和战略供应安全等“数量目标”进行谈判,再通过可交易进口证书(Tradeable Import Certificates,TIC)实现这些目标。
论文试图传达的主要信息可以概括为四点:
作者首先列举了多个现实中的供应安全目标:欧盟希望到2030年国内制造能力满足净零技术年度部署需求的至少40%;中国曾提出国内生产满足70%芯片需求的目标;美国国防部则希望建立能够覆盖全部国防需求的国内稀土供应链。
这些例子说明,经济安全政策正在从传统的价格工具转向明确的数量指标。各国关心的并非单纯提高某一行业利润,而是确保在疫情、战争、出口禁令或地缘政治冲突期间,仍然能够获得关键产品。
但是,作者认为,生产补贴、税收抵免、政府采购、当地含量要求、关税和出口管制各有不同的溢出效应,政策结果难以预测;各国如果同时采取这些措施,还可能引发报复和供应链碎片化。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各国是否有战略目标,而是如何在承认这些目标的同时,尽量不破坏开放贸易体系。
作者指出,以关税率和补贴率为核心的国际协定存在两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能够实现某一战略目标的最优关税和补贴水平,取决于技术、需求、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等具体参数,而谈判者通常无法完全观察这些参数,并且它们会随着时间变化。
第二,即使双方同意了某组税率,贸易伙伴仍然可以通过隐性补贴、非关税壁垒或其他难以监督的政策,改变实际竞争条件,从而削弱对方的战略目标。
TIC的思路正好相反:协定直接规定每个国家需要达到的战略供应目标,至于实现目标所需的实际激励强度,则交给证书市场通过价格自动决定。 这类似于碳市场中由政府规定排放总量、由市场决定碳价,但TIC的约束对象从排放量转变为战略供应或安全供给。
示例包含两个国家A和B,以及从 (m\in[0,1]) 的连续战略产品。每个国家对每一种产品都有固定的一单位需求,因此总需求完全缺乏弹性。产品由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供应,世界普通福利等于固定消费收益减去全球生产成本。
模型采用连续产品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结构。国家A在低编号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国家B在高编号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成本差 (c_A(m)-c_B(m)) 随产品编号上升而上升。自由贸易下,A生产较低编号产品,B生产较高编号产品,分界点为 (m_0)。由于假设 (m_0<1/2),A虽然拥有部分产品的比较优势,但自由贸易下仍是战略部门的净进口国。
A的战略目标是国内生产至少覆盖消费的 (\sigma_A) 份,等价于总生产量 (Q_A\geq\sigma_A);B的目标是至少生产满足本国需求的一单位,即 (Q_B\geq1)。作者特别设定 (\sigma_A) 高于自由贸易下A的生产水平,但仍低于完全自给自足水平,因此该目标允许保留一定的进口。
“约束有效”是本文最重要的效率概念之一。它不是在没有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单纯追求最低成本,而是在满足所有国家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使全球普通福利最大化。
在示例中,约束有效配置让A生产成本较低的低编号产品,并将其用于本国消费和出口;B负责其比较优势更强的高编号产品。根据正文图示和附录证明,A的生产边界为约 (\sigma_A/2),因此A总生产量达到 (\sigma_A),同时B生产剩余部分 (2-\sigma_A)。
这一结果具有重要含义:战略目标并不必然要求全面国产化。只要把国内生产集中在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国家就可以满足最低安全目标,同时继续进行全部产品贸易。作者强调,在该约束有效配置中,100%的产品仍然被国际交易,说明安全目标和国际分工并非必然冲突。
随后作者考察各国自行选择进口关税 (t_i) 和出口补贴 (e_i) 的纳什均衡。A的政治目标具有“达到目标后不再奖励、低于目标则受到惩罚”的折点结构,这类似于损失厌恶:未达到安全目标的损失大于超过目标的额外收益。
命题1的主要结论是:在两国战略偏好足够强、尤其是A高度重视自身生产目标的情况下,A确实能够达到 (Q_A=\sigma_A),但生产配置不是约束有效的。
其原因在于,各国把关税和出口补贴同时用于改变生产地点和获取财政收益。关税收入能够抵消消费者支付的部分增加,而出口补贴则由本国财政承担、却可能主要使外国消费者受益。因此,各国倾向于设置高于出口补贴的进口关税,即 (t_i>e_i)。
图1(b)显示了这种纳什均衡的视觉结果:A出口低编号产品,B出口高编号产品,但中间出现一段“无贸易区”。在该区域,两国都生产相同产品,国际贸易被政策楔子阻断。命题1指出,最多只有50%的产品继续进行国际贸易;因此,A虽然达到了战略目标,却牺牲了大量本可保留的贸易。
图1横轴是产品编号 (m),纵轴是A与B的单位生产成本差 (c_A(m)-c_B(m))。成本差随 (m) 上升,意味着A在低编号产品上更有优势,B在高编号产品上更有优势。
图表最直观地支持了论文的核心论点:即使两种制度都能使A达到生产目标,关税—补贴制度仍可能通过财政动机形成无贸易区;TIC则可以把达到目标所需的激励集中在证书市场,并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中断。
在示例中,每进口一单位产品,进口商必须交出一张证书;每出口一单位产品,出口商获得一张证书;政府还可以拍卖额外证书 (a_i)。证书价格由竞争性市场决定。
由于进口需要证书、出口创造证书,证书市场的会计平衡可转化为最低生产保证:
[ Q_i\geq 1-a_i. ]
因此,若A拍卖 (a_A=1-\sigma_A) 张额外证书,就会自动得到 (Q_A\geq\sigma_A);若B不拍卖额外证书,即 (a_B=0),则B至少生产一单位。 这一保证只依赖进口和出口数量的会计关系,不依赖贸易伙伴是否配合,也不依赖贸易伙伴采用何种关税、补贴或壁垒。
证书价格 (\pi_i) 对进口商而言等价于进口关税,因为进口会增加证书成本;对出口商而言则类似出口补贴,因为出口能够产生可出售证书。 但它并不是政府预先规定的固定税率,而是由战略约束的稀缺程度内生决定。
命题3显示,TIC均衡达到约束有效配置,A生产 (\sigma_A),B生产 (2-\sigma_A)。A的证书价格等于战略约束的影子价格,具体为:
[ \pi_A=\frac{\sigma_A}{2}-m_0, ]
而B的战略约束不紧,因此 (\pi_B=0)。 “影子价格”表示放松一个单位战略约束对普通世界福利的边际价值;价格越高,说明达到该目标的普通经济成本越大。
命题4说明,在这个简单示例中,也可以用 (t_A=e_A=\pi_A)、B不征税也不补贴的关税—补贴协定实现同一配置和相同收益。 因此,TIC的优势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关税—补贴无法实现的静态配置,而主要体现在信息、调整和执行机制上。
作者指出三项优势:
但是,TIC并非完全没有偏离动机。各国仍然有财政动机额外征收关税,或者让政府保留出口产生的证书收入,因为相比出口补贴,关税收入对财政更有吸引力。 作者承认,这种财政性调整可能重新造成无贸易区并破坏约束有效性。
命题5考察三类额外偏离:增加出口补贴、对国内生产提供补贴,以及设置不产生关税收入的非关税进口壁垒。
在TIC制度下,这些政策不能使B通过压低A的生产而提高自身战略生产,因为A的TIC系统会通过证书价格自动调整,继续保证A达到目标。对B而言,额外政策通常只会增加直接经济成本,因此不存在严格有利的偏离。
在关税—补贴协定下,B却可能通过这些隐性工具扩大自身生产,并使A的生产低于目标;当B对生产扩张的偏好足够强时,这种偏离具有严格收益。 因此,TIC的稳健性主要来自自动会计约束,而不是来自更强的处罚或监督。
第三节将模型扩展到N个国家和M种有限产品,并允许凸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中间投入、最终需求弹性以及复杂的产品用途。 世界福利函数同时考虑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运输成本,普通福利不包括战略目标本身的政治价值,而是把战略目标作为外生约束。
这一区分非常关键:作者的效率结论是“在安全目标约束下的经济效率”,而不是证明安全目标本身一定合理,也不是把安全价值直接与消费效用相加。
作者为每个国家定义友岸系数 (\phi_{ji}(m)),表示国家i认为从国家j进口产品m的可靠程度。若系数为0,该进口完全不能计入战略供给;若为1,则在战略上等同于安全的国内生产。
同时,作者定义生产系数 (\psi_{ij}(m)),表示来自某一生产流的战略价值。国内生产通常可以取系数1,但若国内生产依赖脆弱的上游投入,其系数可能低于1;面向盟友的出口也可能因为危机中难以转回国内使用而具有较低战略权重。
战略盈余大体上由三部分决定:经过可靠性折算的生产和进口供给,减去国内使用需求乘以目标份额 (\sigma_i(m)),再乘以产品权重 (w_i(m))。权重越高,表示该产品在战略上越重要。
论文限制使用线性目标,因为线性结构允许每一单位产品流配置固定数量的证书。若目标包含常数项、绝对生产要求或非线性权重,则通常需要政府购买固定数量证书,或者让证书系数随配置变化,这会破坏自融资和简单匹配性质。
“匹配”意味着证书系数不是任意设计,而是直接对应战略盈余函数中每项流量的系数。对出口,战略上有价值的出口可以创造证书;对进口,可靠进口可能创造证书,不可靠进口则需要交出证书;对国内生产,战略系数高于目标份额时可以获得证书,低于目标份额时反而需要交出证书。
例如,当进口友岸系数 (\phi_{ji}(m)>\sigma_i(m)) 时,该进口对战略目标的贡献高于所需目标份额,因此进口商可能获得净证书;当 (\phi_{ji}(m)<\sigma_i(m)) 时,进口必须交出证书。 这使TIC不再是简单的“进口越多越惩罚”,而是能够区分国家、产品和供应可靠性。
命题6证明,匹配TIC产生的证书盈余恰好等于该国的线性战略盈余。因此,证书市场结余条件直接等价于战略目标约束。
命题7允许其他国家使用广泛的直接政策工具,包括关税、补贴、非关税成本楔子和进口禁令,只要数量限制不会强迫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
实施匹配TIC的国家i在任何竞争性均衡中都满足其证书市场结余条件,而证书结余等于战略盈余,因此必有 (S_i(q)\geq0)。 这就是论文所谓的“稳健目标保护”。
需要注意,这一结果保护的是目标是否达成,不是保护普通福利,也不是保证贸易伙伴不会报复。作者明确指出,外国偏离仍然可能造成低效率和直接经济成本。
命题8是一般模型的核心结果:如果每个国家都采用匹配TIC作为唯一贸易工具,那么任何竞争性均衡都是满足各国战略目标条件下的约束有效配置;反过来,任何约束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匹配TIC市场分散实现。
其经济逻辑是,生产者和贸易商面对的商品价格中包含证书价格,证书价格相当于战略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市场参与者在普通生产成本与战略证书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最终把资源配置到满足安全目标的最低成本位置。
当自由贸易本身已经满足所有战略目标时,证书价格可以为零,自由贸易配置也可以成为TIC均衡。这说明TIC不必然制造保护主义;只有在自由贸易不足以满足战略目标时,证书价格才会出现。
作者进一步使用包络定理解释证书价格的信息价值。若改变目标份额、友岸系数、生产系数或产品权重,证书价格可以衡量普通世界福利的边际变化。
例如,提高某种产品的目标份额,会按照该产品当前使用量增加约束紧度;提高来自某一伙伴的友岸系数,则会按照当前进口量放松目标;提高对某种战略产品的权重,如果该产品当前战略上稀缺,就会收紧约束,如果该产品已经十分充裕,则影响可能相反。
这意味着证书价格不仅是交易激励,也是政策评估指标。价格较高的产品或国家关系,可能代表安全目标实现成本更高,或者表明该目标与现有比较优势冲突更严重。
作者考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与TIC并存时的关系。CBAM要求进口商根据进口产品的嵌入排放量购买或交出证书,而价格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价格相关。
命题9提出“战略非叠加性”:如果匹配TIC原本处于绑定状态,即战略盈余为零且证书价格为正,那么增加另一项政策工具后,要么战略盈余仍然为零,要么战略约束变松、证书价格降为零。
这意味着CBAM的保护性成本不会简单地与TIC保护效果相加。若CBAM已经改变了进口来源或生产配置,TIC价格会相应调整,从而避免战略供给被过度推高。
不过,非叠加性不代表CBAM没有实际影响。即使战略盈余保持不变,CBAM仍可能改变生产和贸易结构,使进口者更倾向于选择嵌入排放较低的外国供应商,因此环境政策目标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第四节试图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战略目标为什么应当取某种形式。作者设定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地缘政治对手,对手可以通过威胁发动贸易危机来进行胁迫。
模型区分正常贸易和危机状态。对于进口,参数 (g_{ki}(m)) 表示危机中来自国家k的正常进口仍有多少比例能够继续供应;对于国内生产或出口,参数 (d_{ik}(m)) 表示生产能力能否迅速转向国内使用。参数越低,说明供应链越脆弱或出口越难转回国内。
产品短缺并非都具有同等政治影响,因此作者引入政治显著性权重 (\omega_y(m))。某些产品即使在普通支出中占比不高,也可能因为关系到医疗、能源、国防或关键工业而产生极高政治压力。
危机损失还包括出口市场损失。国内企业和劳动者可能因出口中断施压政府,因此产品的战略重要性不只取决于本国短缺,也取决于出口市场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
防御国并不完全知道对手的真实危机状况,因此作者采用较为保守的评估:假定第三国仍会正常向对手供货。对手的危机损失来自两部分,一是失去来自防御国的产品供应,二是失去进入防御国市场的出口机会。
这一设定意味着,即使某国是潜在胁迫者,其出口也可能具有战略价值。如果停止贸易会给胁迫者自身造成显著政治压力,那么来自胁迫者的进口不一定完全没有安全价值。
因此,友岸系数可以大于1,表示某些双边贸易关系对危机稳定的贡献超过一单位普通国内生产;相反,若出口产品难以转回国内、且本国高度依赖该出口市场,战略生产系数甚至可能为负。
作者使用对称Nash谈判解决危机讨价还价问题。危机期间双方分别承受政治压力 (L_i(q)) 和 (L_j(q)),若达成协议,防御国向胁迫者作出价值为x的让步,危机立即解除。
谈判解通过最大化双方相对于危机分歧点的收益乘积获得,即:
[ (L_i-x)(L_j+x). ]
只有当对手可以获得正的让步 (x>0) 时,胁迫才会发生。
作者还引入反胁迫社会规范参数 (\alpha_i)。(\alpha_i)越高,意味着公众和制度更支持政府在危机中坚持立场,短缺必须达到更严重程度才会转化为政治压力。 该参数与安全目标份额构成替代关系:社会越不愿向胁迫屈服,正式要求的安全供给份额就可以越低。
命题10认为,作者构造的线性战略盈余目标能够以最小限制方式防止胁迫。它把产品政治显著性、进口可靠性、出口可转向性、双边依赖以及反胁迫规范统一纳入一个线性目标。
命题11进一步指出,在所有能够阻止每个国家遭受胁迫的战略目标组合中,该目标组合可以最大化普通世界福利。 换言之,作者不仅声称TIC可以实现给定目标,还声称其微观基础所导出的目标本身是“安全约束下的最小经济牺牲方案”。
作者并未声称TIC天然符合现行WTO规则,反而明确承认其表面上可能与现有规则冲突。 进口端可能触及GATT第XI条关于数量限制、许可证和其他进口限制的规定;印度汽车案中,将进口许可与出口业绩挂钩就被认定为限制进口。
作者提出一个价格安全阀:政府承诺以固定价格 (\bar{\pi}_i) 无限出售额外证书。这样进口不会被绝对禁止,只是超过目标后支付更高价格,类似关税配额制度。 但安全阀会牺牲TIC的稳健目标保护,因为当价格上限被触发时,实际进口可能超过原有战略约束,或者战略目标无法得到保证。
出口端则可能涉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出口或出口绩效挂钩补贴的限制,因为出口商出售证书获得收入,可能被视为出口或出口表现相关奖励。 政府可以保留全部证书收入以减少这一风险,但这会把TIC变成更接近进口税的制度,并破坏约束有效性、重新形成无贸易区。
作者因此主张,WTO审查可以从具体工具向上游移动,重点审查战略目标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隐藏保护主义或歧视性;如果目标被认可为正当,则不应强制成员放弃其最有效的实施方式。
TIC与排放交易、绿色证书和可交易绩效标准具有共同逻辑:政府或制度设定约束,市场通过证书价格完成低成本配置。 与传统许可证不同,TIC的证书可以由出口、国内生产或可靠进口创造,也可以由不可靠进口或脆弱生产消耗,因此证书系数能够随产品、来源和目的地变化。
气候协定常常适合以统一碳价作为谈判焦点,但作者认为贸易协定可能更适合谈判数量型安全目标。 关税和补贴通常需要根据各国技术条件、市场反应和生产成本进行复杂调整,且可能呈现高度不对称;TIC则让国家先谈判透明的目标,再由市场形成具体价格。
不过,作者也承认,如果目标体系过度细分,包含大量产品权重和双边友岸系数,谈判本身会变得复杂,数量目标并不一定比价格规则更简单。
作者特别警告,不应只在稀土等很窄的单一行业试点TIC。若某个国内生产者拥有较强市场势力,它可能通过限制生产或出口来减少证书供给、抬高证书价格,从而同时增加证书收入和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因此,作者强烈建议TIC覆盖足够广泛的市场,使单一生产者无法明显影响证书价格;对于与国内生产者直接竞争的外国供应商,提高其友岸系数也可能减弱国内生产者操纵证书市场的能力。
论文最后讨论转型性人工智能。作者推测,如果AI和机器人使战略行业对人力的依赖显著下降,生产可能更容易在国家之间迁移,单国税收或监管政策可能诱发企业和资本迁往监管较宽松的司法辖区。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可能更加重视分配、公平、财政能力、人类对关键决策的控制以及维持有意义的人类工作角色,而不再只追求普通经济剩余最大化。
作者认为,快速技术变革还可能使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和生产地点变化速度超过固定关税和补贴安排的调整速度。TIC价格能够随市场条件自动变化,因此在此类环境中可能比固定税率更有适应性。
不过,作者明确承认转型性AI情景并不确定,因此这部分更多是对未来制度需求的推演,而非模型已经验证的实证结论。
第一,论文的稳健性结论依赖于能够准确计量进口、出口和生产流量。现实中的服务贸易、库存、间接贸易、转口贸易、复杂中间投入和产品质量差异都可能使证书计量困难,这一点虽可由模型中的流量定义抽象处理,但未被充分制度化讨论。
第二,约束有效性依赖竞争性市场、可交易证书和价格接受者假设。作者后来专门讨论证书市场势力,实际上说明核心结果在小市场、少数生产者或战略性企业存在时可能受到挑战。
第三,作者把战略目标作为约束,而不是把安全收益纳入普通福利函数。这使数学分析清晰,也避免对政治价值进行主观货币化,但意味着“目标是否合理”并没有由效率结果证明,而是需要政治和制度程序决定。
第四,TIC对外国偏离的稳健性并非无限制。命题5主要涉及特定的额外出口补贴、生产补贴和非关税壁垒;财政性关税偏离仍然存在,而且价格安全阀会削弱稳健保护。
第五,线性目标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也限制了模型表达复杂安全风险的能力。作者明确指出,非线性目标一般需要依赖配置变化的证书系数,绝对生产目标则可能需要政府购买和交出固定数量证书,从而破坏自融资。
第六,经济胁迫模型中的危机参数是国家的“事前安全评估”,并非完整的危机均衡模型。由此导出的目标具有结构化解释,但其实际数值仍需要政府判断,且可能受到信息偏差、政治操纵和国家间争议影响。
这篇论文的最重要贡献,是把经济安全政策从“政府应该设定多高的关税或补贴”转化为“政府需要达到什么战略供应目标,以及如何让市场以最低普通经济成本实现该目标”。在简单两国模型中,关税—补贴制度虽然也能复制有效配置,但在无协调政策下会产生严重的无贸易区;TIC则通过进口证书义务、出口证书奖励和内生证书价格,把战略目标直接嵌入贸易会计体系。
图1清晰显示了两种制度的差异:约束有效配置保留了全范围产品贸易,而纳什均衡则因关税高于出口补贴出现大面积无贸易区。 一般模型进一步表明,只要战略目标是线性的、能够在自给状态下实现,并且证书市场具有竞争性,匹配TIC可以同时实现目标保护、约束有效和对部分外国政策偏离的稳健性。
作者的总体立场是支持将TIC作为未来贸易协定和经济安全协定的候选制度,但并非无条件支持。论文同时承认WTO法律冲突、财政偏离、市场势力、目标谈判复杂性和计量执行困难等问题。 因此,论文最终提出的并不是“完全以TIC取代所有关税和补贴”,而是:在战略供应、安全和经济胁迫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环境中,以透明、可谈判的数量目标为中心,再利用证书市场动态决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价格激励,可能比直接协商一组僵化的关税和补贴率更具适应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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