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哥伦比亚2011—2026年公共采购全量数据,研究采购方是否通过压低估算金额规避更严格的程序门槛。结果显示,小额采购和招标门槛下方分别存在49,631笔和3,157笔显著超额聚集,且聚集随最低工资调整、仅出现在各实体自身门槛附近。地方政府操纵程度高于中央机构;门槛下方的招标项目竞标者更少、折扣更低并更易追加合同。总统选举前的直接采购禁令还促使采购行为提前发生,并部分转向小额采购程序。智利数据及已取消门槛的自然对照进一步支持门槛操纵解释。
报告的核心问题是:当法律规定采购金额低于某一阈值时可以采用更快、更便宜、竞争程度更低的程序时,公共机构是否会人为压低采购估计金额,使其停留在阈值以下?如果存在这种行为,哪些机构更容易这样做,操纵会不会损害竞争和采购价格,选举期间限制某种采购程序是否会把活动转移到其他程序?
作者的核心结论非常明确:哥伦比亚采购机构在两个关键法定阈值以下形成了显著的“堆积”,且这种堆积不是普通的整数或整百万比索取整造成的,而是跟随每个机构自己的法定阈值移动。小额采购阈值以下的超额流程约为49,631笔,占阈值前最后5%区间全部流程的86%;招标阈值以下的超额流程约为3,157笔,占相应区间的63%。阈值下方的流程竞争更弱、折扣更小,并且小额采购更容易流向重复供应商或个人。
报告还发现,地方政府的操纵程度高于由任命官员管理的国家机构;总统选举前禁止直接采购后,采购方会提前安排直接采购,并部分转向小额采购;智利的固定UTM阈值也出现类似堆积,而被2024年改革取消的阈值在取消后不再产生堆积。
哥伦比亚一般公共采购制度包括公开招标、低金额简化选择、反向拍卖、咨询项目评审以及直接采购等程序。其中,公开招标通常是默认程序;反向拍卖主要适用于技术规格统一的货物和服务;咨询服务使用“merit contest”;直接采购仅适用于法律列举的特定情形,例如专业服务、唯一供应商、政府间协议和紧急情况。
与本研究最相关的是两个按金额决定的阈值:
低于小额采购阈值时,无论采购对象是什么,原则上都可以使用小额采购;超过该阈值后,采购对象会决定采用反向拍卖、咨询评审或其他竞争程序。这意味着小额采购阈值不仅改变程序速度,也会改变采购要求、投标人数量和监督强度。
招标阈值不是全国统一的金额,而是根据采购实体年度预算分成五档,以法定月最低工资SMMLV表示:
小额采购阈值为上述金额的10%。由于最低工资每年1月调整,阈值的比索金额每年变化,2010年至2026年的年度变动幅度为3.5%至23%。例如,最低预算档实体2024年的低金额阈值约为3.64亿哥伦比亚比索,小额采购阈值约为3,640万比索;2025年分别升至约3.986亿和3,990万比索。
这一制度设计为识别操纵行为提供了重要优势。普通的整数、整百万比索或预算习惯通常不会随着最低工资同步移动,但法定阈值会移动。如果采购金额密度的尖峰每年跟随阈值移动,则更可能是阈值反应,而非单纯的数字取整。
《保障法》规定,在总统选举前四个月至第二轮选举结束期间,所有国家实体原则上不得直接采购,国防、安全、公共信贷、紧急情况以及部分卫生机构等除外。其他竞争性采购程序仍然可以使用。
该规则影响的是采购的时间和程序选择,而不是采购对象本身。买方可以在禁令开始前提前签署直接采购,也可以在禁令期间转向仍然开放的小额采购、简化选择或公开招标。因此,该制度能够检验采购方是否会在时间维度和程序维度重新安排自由裁量。
研究使用哥伦比亚全国公共采购开放数据,覆盖SECOP I和SECOP II两个平台。SECOP I主要是文件发布和合同登记平台;SECOP II则是交易型平台,可以记录流程、投标人、报价、中标、合同、变更和付款等信息。
SECOP II原始流程表有9,235,206行,去除分页造成的重复后,得到8,569,218个流程。一般法下五类竞争性程序中,2015年至2026年、估计金额大于零的流程有516,372个,其中512,237个成功匹配到实体—年度阈值,匹配率约99%。
研究还使用了:
SECOP II的一项重要数据问题是,一个采购可能在平台上对应多个阶段记录。简化选择平均出现2.9个阶段标识,公开招标平均出现2个阶段标识,反向拍卖也约为2个阶段。如果把每个阶段都当成独立采购,会重复计算流程并人为制造密度变化。
作者因此以portfolio identifier作为流程单位,保留最先进阶段的记录,并以第一次发布的时间确定流程日期。同时,使用最早阶段金额与最先进阶段金额进行估计,结果差异小于1%,招标阈值下的超额流程数量从3,161变为3,157。这说明多阶段处理虽然必要,但不是主要结论的来源。
实体年度预算档次主要按以下顺序恢复:
申报阈值只有在与该年度法定档位相差不超过3%时才被接受。预算数据与自行申报结果在92%的实体—年度观察值中一致,93%的估计样本使用实体自行申报并经过法律档位验证的阈值。作者还删除了97个实体—年度组合,因为其中超过5%的小额采购流程高于恢复出的阈值,表明档次可能错误。
这是一项重要但也是潜在的识别限制。实体自行申报的阈值可能不是完全外生的,机构如果有意操纵采购金额,也可能有动机错误申报或选择有利档次。不过,作者在仅使用预算数据的子样本中仍然发现相同方向和相近数量级的结果,因此试图缓解这一担忧。
作者将每个流程估计金额 (v_i) 除以该实体—年度的招标阈值 (u_{e,t}),得到标准化金额。招标阈值被标准化为1,小额采购阈值被标准化为0.1。针对每一个阈值,再把金额除以所研究的阈值,使真正的临界点都位于1。
作者在阈值两侧以阈值的1%为宽度分箱,并在临界点附近排除一段窗口,用窗口外数据拟合反事实密度。反事实密度表示如果不存在阈值激励,金额分布在阈值附近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主要指标包括:
偏好设定使用二次至十次多项式中通过交叉验证选择的阶数,小额采购阈值选择九次,招标阈值选择十次。作者承认高阶多项式会使b对设定更敏感,因此主要报告B和最后5%区间占比,而不单独依赖b。
作者没有只依赖全样本多项式,还利用不同预算档次建立反事实。例如,对280 SMMLV档次实体,在相同年份、相同比索金额位置上使用650、850和1,000档实体的金额分布作为控制组。高档实体自己的阈值距离研究阈值至少约1.89倍,因此在研究窗口内没有相同的操纵激励。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控制组仍然保留了同一年份的通货膨胀、整百万比索取整和日历因素。换言之,如果处理组和控制组在阈值位置之外呈现相似波动,而只有处理组自己的法定阈值处出现尖峰,则该尖峰更难解释为普通数字偏好。
直接比较阈值下方和上方流程存在选择问题,因为阈值下方既包括本来就应当低于阈值的流程,也包括从阈值上方人为压低下来的流程。作者采用Diamond和Persson方法,通过阈值下方远离临界点的结果趋势外推,恢复“超额堆积流程”的平均结果。
因此,后文关于投标人数量、折扣、重复供应商和合同追加的结论应理解为堆积流程的描述性结果,而不是严格的因果处理效应。作者也明确承认堆积采购方是被选择出来的,无法仅凭这些比较证明每一个结果差异都由程序本身造成。
Figure 1左图显示,在小额采购阈值标准化为1之前,金额密度大体平稳或缓慢下降;距离阈值约5%以内,流程数突然上升;刚超过阈值后,密度几乎坍塌。右图在招标阈值处显示同样模式,但绝对流程数量较少。虚线是根据阈值附近以外数据拟合出的反事实密度,蓝色柱状图与虚线之间的差额就是估计的超额堆积。
主结果如下:
| 指标 | 小额采购阈值 | 招标阈值 |
|---|---|---|
| 超额流程B | 49,631笔 | 3,157笔 |
| 标准误 | 2,076 | 182 |
| 最后5%区间占比 | 86% | 63% |
| b值 | 30.8 | 8.4 |
| 恰好等于阈值 | 12,561笔 | 451笔 |
| 排除精确阈值后的B | 37,070笔 | 2,706笔 |
这些数字意味着,小额采购阈值前最后5%区间内观察到的流程中,绝大多数不是自然分布形成,而是与阈值反应有关;招标阈值处虽然绝对数量较少,但堆积同样非常明显。
从相对规模看,小额采购阈值的超额相当于单个反事实分箱质量的30.8倍,招标阈值为8.4倍。最后五个分箱的总质量分别是平滑反事实预测值的7.2倍和2.7倍。小额采购阈值的绝对效应和相对效应都更强,说明这个程序可能提供了更大的程序成本节约或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报告还显示,小额采购阈值堆积对应的估计采购金额约为2.9万亿比索,招标阈值堆积对应金额约为2.0万亿比索。这里的金额是采购估计值,不是政府实际支付金额,因此不能直接等同于财政损失。
鲁棒性方面,在不同多项式阶数、拟合区间和排除窗口的80种设定下,小额采购阈值的B介于42,447和58,917之间,招标阈值介于2,523和3,932之间。若按照预算档次—年度而不是实体进行重抽样,标准误扩大约五倍,但两个估计仍显著不同于零。这说明结果对模型设定较稳定,但统计不确定性可能被单纯实体层聚类低估。
Figure 2的蓝色柱状图是目标预算档实体的金额分布,橙线是其他更高预算档实体在同一比索金额、同一年份下的重新缩放分布。两者在大多数金额位置的整百万比索波动上相互跟随,但在处理组自己的阈值位置,蓝色分布出现极高尖峰,橙线没有相同变化。这一图形支持“法定阈值而非普通金额取整导致堆积”的解释。
跨档次反事实估计中,小额采购阈值的B约为41,165笔,招标阈值约为2,569笔,与全局多项式方法得到的同一子样本结果34,223笔和2,093笔处于相同数量级。图中四个面板的标注分别显示,280档和450档小额采购阈值的B约为33,958和7,206,合计约41,164;相应招标阈值B约为2,031和537,合计约2,568,和正文数值基本一致。
Figure 3是一个5×5矩阵,行表示实体自身预算档次,列表示被检验的阈值档次。矩阵对角线明显较深,表示实体只在自己的法定阈值处堆积;非对角线大多接近零或为负。小额采购阈值对角线平均b为32.4,非对角线约为-0.9;招标阈值对角线平均约7.6,非对角线约为-0.4。
这项结果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堆积只是由整百万比索、心理价位或年度预算习惯造成,类似尖峰应该在不同实体的标准化阈值位置之间扩散,而不是严格落在各实体自己的法定档次上。
作者将金额用上一年度或下一年度的最低工资重新换算,相当于把阈值错误地放在前一年或后一年位置。结果在小额采购阈值处b为1.3和-1.1,在招标阈值处为-0.6和-0.9,基本不存在主结果中的尖峰。这表明研究识别到的是阈值的准确位置,而不是任何接近该金额的普遍堆积。
Table 3与Figure 8对不受相关阈值约束的程序进行安慰剂检验。咨询服务无论金额大小都必须走咨询评审,因此在招标阈值处B为15、标准误17,近似严格为零。反向拍卖和咨询评审合计、直接采购、特殊制度程序的b大约为0.4至1.2,远低于处理样本的8和31。
安慰剂并非完全为零,特别是在小额采购阈值处,说明法定阈值即使不具有程序约束,也可能成为编制预算时的心理锚点。特殊制度手册也可能复制一般法阈值。因此,作者将处理组估计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堆积视为潜在“焦点数字”效应,而非真正的程序操纵。
地方实体的堆积高于国家实体。小额采购阈值处,地方实体b为37.3,国家实体为22.3;招标阈值处分别为10.2和6.3。按观察窗口内的每笔流程计算,地方实体的超额比例约为35%,国家实体约为21%。
地方实体集中在最低预算档次,而最低档次本身堆积最强,因此作者进一步按预算档次、采购对象和年份重新加权。加权后国家实体小额采购阈值b升至28.2,仍低于地方实体37.3;招标阈值加权后为8.3对10.2,差异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小额采购阈值处的地方—国家差异并不完全由样本构成造成。
从采购对象看,招标阈值处公共工程堆积最强,b为15.7;货物最低,为4.6。一个可能解释是货物通常还有反向拍卖这一替代程序,而公共工程更直接受到公开招标要求的影响。
Figure 9以280 SMMLV档实体为例,展示2019、2021、2023和2025年的金额密度。四条曲线的尖峰分别出现在约2,300万、2,540万、3,250万和3,990万比索附近,正好对应各年份小额采购阈值;其他整百万比索尖峰则大体停留在固定金额附近。这是动态阈值识别逻辑最直观的图形证据。
SECOP I在2011至2020年的独立复制结果也发现小额采购阈值堆积,B为149,534,占阈值前质量的83%,并且逐年存在。由于早期平台缺少完整交易型信息,实体预算档次主要使用SECOP II中观察到的众数档次向前推定,这是该复制结果的主要数据限制。
Figure 10显示,适用独立学校基金制度的公立学校在20 SMMLV阈值下也出现明显尖峰,B为810,b为11.2。由于该阈值来自不同法规和不同采购制度,它说明阈值反应不只存在于一般国家采购法,也存在于学校层面的独立采购规则。
如果采购方只是把原本稍微超过阈值的项目金额削减到阈值以下,那么阈值下方的超额质量B应当大致等于阈值上方的缺失质量M。但跨档次反事实显示,在阈值至1.5倍阈值范围内,小额采购阈值上方缺失约12,327笔,只相当于下方B的31%;招标阈值上方缺失约1,922笔,相当于B的80%。
这意味着招标阈值处的堆积更接近“把原本略高于阈值的采购压低”的合同转移,而小额采购阈值处只有约三分之一能够在附近上方找到对应缺口。剩余部分可能来自拆分采购、将原本会采用直接采购或框架协议的项目改为小额采购,或者一些从未进入公开记录的潜在采购行为。
地方实体小额采购阈值的对应比例约31%,国家实体约44%;招标阈值处地方实体约99%,国家实体约74%。这些结果再次表明,小额采购阈值的地方政府堆积可能包含更多程序替代和行为边际,而不只是单纯的金额削减。
作者将同一实体、同一UNSPSC产品类别、45天内发布的其他采购定义为“兄弟流程”,用以识别大额采购是否被拆成多个小额项目。阈值附近的小额采购与远离阈值的小额采购相比,出现同类兄弟流程的概率反而低0.4个百分点,标准误0.4个百分点;但兄弟流程由同一供应商获得的概率提高0.6个百分点,基准值仅约2.0%。
这说明拆分行为可能存在,但以该指标衡量时规模不足以解释小额采购阈值下的大部分超额堆积。作者也承认兄弟流程定义较窄,且45天窗口和产品分类可能无法捕捉更分散或跨类别的拆分。
哥伦比亚法律允许合同授予后追加金额,最高可达初始合同价值的50%。这使采购方能够先以低于阈值的金额选择程序,再通过合同变更扩大实际合同价值。
阈值附近、原本低于招标阈值的合同,之后发生追加的概率为48.9%,略高于刚刚超过阈值的合同44.1%,差异为4.8个百分点;相对于同金额的非操纵流程,差异为9.8个百分点。达到50%法定追加上限的比例为16.2%,而刚超过阈值的合同为10.9%。
Figure 4的上排和下排分别展示小额采购阈值和招标阈值两侧各分箱的平均结果。招标阈值下方,投标人数量和折扣在阈值处出现明显下降;合同最终金额超过阈值的比例则在阈值下方明显偏低、超过阈值后大幅上升。图形与“先避开程序门槛、之后通过追加扩大合同”的叙述一致。
招标阈值处的堆积流程平均只有3.52个投标人,而刚刚高于阈值、需要更严格程序的流程有6.97个,少3.45个,标准误1.02。堆积流程出现单一投标的比例为47.3%,上方流程为39.1%。
堆积流程对估计金额的折扣为4.6%,刚刚超过阈值的流程为8.7%,差距约4.2个百分点,折扣差距在使用合同金额而非中标记录重新计算时仍然存在。按报告给出的期间累计估算,这一折扣差异对应约840亿比索。
小额采购阈值处,竞争数量变化很小,堆积流程相对于阈值上方流程只少0.23个投标人。但供应商构成出现变化:堆积流程由该实体重复供应商中标的比例为28.7%,高于阈值上方的19.3%和同金额非操纵流程的22.2%;由个人而非企业中标的比例为24.4%,高于上方流程的12.8%。
小额采购程序通常不要求供应商登记,因此个人中标比例上升可能部分是制度门槛造成的,并不必然等同于腐败或偏袒。报告还没有发现中小微企业中标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结果数据有部分缺失,作者假设每个分箱内缺失是随机的,这也是Table 6解释时需要保留的谨慎之处。
地方政府由选举产生的市长和省长管理,国家机构则主要由任命官员管理。地方实体在小额采购阈值处的堆积约为国家实体的两倍,这与意大利研究中“任命机构操纵更多、选举机构操纵更少”的结论相反。
作者提出两种解释。第一,哥伦比亚市长和省长不能立即连任,因此选举问责可能无法像普通理论预期那样约束其行为;第二,地方竞选捐款者可能通过小额采购合同获得回报。报告引用相关研究,但自身的捐款匹配样本不足以直接证明这一机制。
作者将589个市政府与2019年和2023年地方选举结果匹配,覆盖约116.8万笔市级采购中的88.7万笔。按市长胜选差距分成三组后,小额采购阈值处b分别为43.9、50.0和51.2,最接近的选举并没有更低的堆积;招标阈值处最安全的政府堆积略低,但差异只有约一个标准误。
因此,报告无法支持“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越少操纵阈值”的解释。胜选差距可能不是有效的问责指标,也可能存在反向选择,例如政治竞争强的地区和治理能力较弱的地区同时具有更高采购操纵倾向。
捐款人匹配结果显示,招标阈值下堆积合同中只有0.76%授予可识别的竞选捐款人,远离阈值合同为0.47%。由于匹配到的捐款人很少,作者明确表示该数据不足以判断堆积合同是否用于回报捐款者,并将更完整的捐款面板研究作为外部证据和未来方向。
Figure 5左图将2014、2018、2022和2026四个总统选举周期与非选举年份比较。直接采购在禁令开始时从正向高位急剧跌入约-3个对数点的低位,并在第二轮选举后快速恢复。小额采购、简化选择和公开招标在禁令期间则总体上升。
右图分别绘制四个选举年份,红线都在禁令开始前两周出现明显上升,禁令开始后迅速下降。四次周期的禁令期间直接采购变化分别为-2.95、-2.61、-2.94和-3.85个对数点,说明法律执行具有高度一致性。
Table 7将对数差转换为百分比,结果如下:
该结果说明禁令主要造成了“时间前置”和“程序替代”。采购方在禁令前集中签署直接采购,禁令期间则把一部分活动转向小额采购。由于禁令后没有明显反弹,前置采购可能没有完全补偿禁令期间的减少,但统计上不能排除其仅仅改变采购时间而不改变整个选举周期总量。
Figure 11进一步使用SECOP II区分卫生和国防等豁免部门。豁免部门直接采购下降约20%,而非豁免部门下降约94%,这与法律豁免条款相符。特殊制度实体虽然有自身采购规则,但仍受到法律影响,直接采购下降约46%。
禁令期间小额采购阈值处的b为37.2,高于非禁令时期的30.4;招标阈值处没有相同程度的变化。作者的解释是,禁令期间小额采购数量上升,而新增流程至少按原有比例出现了阈值堆积。
地方选举前政府间协议禁令以及2021—2022年取消该禁令的事件没有得到统计上明确的结果。由于这些制度变化受到法律修订、法院追溯性判决和不同类型协议的共同影响,报告将其作为附录中的零结果,而不是主要识别依据。
智利采购阈值以月度税收单位UTM计价,不依赖采购方预算规模。100 UTM以下为L1,100至1,000 UTM为LE,1,000 UTM以上为LP,2015年后还曾存在2,000和5,000 UTM档次。
在同样的bunching估计方法下,智利100 UTM阈值下B为27,150,b为11.7;1,000 UTM阈值下B为5,969,b为7.4。5,000 UTM处也有较小尖峰,2,000 UTM处曾有较弱尖峰。
Figure 6将两国分布放在同一估计框架中。低阈值处哥伦比亚b为30.8,约为智利11.7的2.6倍;高阈值处哥伦比亚8.4、智利7.4,基本接近。报告提出,哥伦比亚小额采购程序几乎取消了大部分程序要求,而智利100 UTM以下的L1仍然属于招标程序;同时,哥伦比亚的阈值与实体预算和年度最低工资挂钩,采购方可以根据自身阈值安排年度采购。
2024年智利改革取消了2,000 UTM阈值,2025至2026年在原阈值位置估计出的B仅为49,标准误31,基本没有剩余堆积。这个结果支持“堆积由实际制度阈值触发”,而不是固定金额偏好。
另一项改革将Compra Ágil直接采购上限从30 UTM提高到100 UTM。Figure 7显示,30至100 UTM区间的月度招标数量在改革后从约4,775笔降至837笔,减少82%。这说明当规则开辟了更便宜的直接采购渠道后,原本采用招标的中低金额采购会迅速转移过去。
报告最强的识别优势在于同一国家内部同时存在五个预算档次,并且阈值每年随最低工资变化。作者还结合了错年阈值、跨档次反事实、无价值上限程序安慰剂、SECOP I复制和学校20 SMMLV阈值等多种验证,因此“阈值附近存在真实反应”这一主结论较为稳健。
93%的估计样本使用实体自行申报、再与法定区间核验的阈值。虽然预算数据子样本支持相同方向,但该子样本较小,且预算数据只能从部分年份开始获得。因此,报告仍不能完全排除实体在阈值记录和采购金额之间存在共同操纵的问题。
作者使用了九次和十次多项式,这可以更好地适应金额分布的复杂形状,但高阶多项式也可能在边界附近产生不稳定拟合。报告通过不同阶数和窗口进行稳健性检验,但b对设定比B敏感,说明相对倍数指标不应脱离具体反事实模型单独解读。
实体层bootstrap没有捕捉同一预算档次—年份共同冲击。允许档次—年份冲击后,标准误扩大约五倍,虽然主估计仍显著,但统计精度明显下降。尤其是最低工资、年度预算编制习惯和法规解释可能在同一档次同一年份集中变化,这一点需要在解释显著性时保持谨慎。
小额采购阈值只有31%的超额质量能在阈值上方1.5倍范围内找到对应缺口。作者提出采购拆分和从其他采购路线转移等解释,但直接检验的拆分指标只解释很少部分堆积,其他机制仍然没有被完全观测。因此,49,631笔超额流程不能简单等同于49,631笔“被压低的原始大项目”。
堆积流程较少投标人、折扣较低、更多使用重复供应商,这些事实与操纵导致竞争受损的解释一致,但堆积流程可能本来就更复杂、更紧急、更政治敏感或更难吸引投标人。作者自己也将这些结果称为描述性比较,没有使用能够处理选择问题的完整因果边界方法。
地方政府堆积更强,但胜选差距没有预测堆积,竞选捐款人匹配也只识别出少量合同。因此,“地方政治捐款导致小额采购阈值操纵”目前更像一种有文献支持的机制假说,而不是本文已经完全证明的因果结论。
作者声明没有专项资金,但第一作者是向哥伦比亚公共实体提供咨询和技术服务的企业联合创始人及合伙人,第二作者过去也与哥伦比亚公共机构合作。作者表示论文只使用公共数据且没有点名具体实体,这降低了对特定机构定向指控的风险,但读者仍应将该利益关系纳入研究可信度评估。
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不是公共采购金额在阈值附近偶然集中,而是采购机构主动将估计值安排在能获得更宽松程序的法定阈值下方。证据来自密度图中阈值前的尖峰、阈值后的断崖、错误年份阈值的零结果、跨预算档次反事实、仅在实体自身档次出现的对角线堆积,以及没有价值上限程序中的低堆积。
行为后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招标阈值下方的堆积流程竞争显著减弱,平均投标人数约从6.97降至3.52,折扣从8.7%降至4.6%,并且更容易通过追加合同跨过原本规避的阈值;小额采购阈值处的主要变化不是投标人数,而是供应商结构,重复供应商和个人中标比例明显上升。
政治上,地方选举产生的政府比国家任命机构更频繁地在小额采购阈值处堆积,且胜选差距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约束作用。时间上,直接采购禁令几乎完全降低了禁令期间的直接采购,但买方会在禁令前两周大幅前置,并在禁令期间增加小额采购,说明关闭一个自由裁量入口会促使活动转向仍然开放且本身容易被操纵的程序。
智利比较进一步表明,固定阈值同样会产生堆积,而当阈值被取消后,堆积随之消失;当更便宜的直接采购上限被提高后,原本位于30至100 UTM区间的招标数量骤降82%。因此,报告对政策设计的总体判断是:单纯调整阈值或关闭某一采购渠道,并不会自动消除自由裁量,可能只是改变操纵的金额位置、时间位置或程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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