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基于地缘经济竞争背景,全面分析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转变、逆全球化对供给效率的冲击、地缘技术经济学与科技创新的作用、财政作用增强与金融制裁趋势,强调中美元素规模经济之争及其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指出未来中国需推动积极财政扩张以应对内需疲软与地缘经济压力
作者:彭文生
发布机构: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发布时间:2025年9月4日
研究主题:地缘经济竞争对全球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关注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技术创新、财政金融关系及中美地缘经济格局的未来趋势。
本报告以“地缘经济”为核心,梳理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过程,深入探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如何在地缘经济大背景下被重塑。文章提出:地缘经济的本质是国家间利用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的新型博弈,反映在贸易保护、技术限制、金融制裁、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广泛运用。报告强调三大维度:
作者的核心信息是:全球经济格局正由合作趋向竞争和零和博弈,政策框架和经济结构必须适应这一变化。中美作为代表性国家,各自拥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但面临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挑战,财政政策和科技创新成为关键切入点。报告无传统“买卖评级”和目标价,但明确指出财政扩张和创新支持是应对竞争关键,强调研究及讨论的开放性和前瞻性。,1,7,8]
报告首先回顾1970年代末以来全球宏观经济实行的自由主义政策框架:货币中性假说、金融市场有效假说及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构成理论基础,政策实践上体现为“通胀目标+浮动汇率+贸易金融自由化”。这一组合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例如,中国加入WTO成为全球化加速的标志。然而,该体制存在问题:金融危机频发(2008、2010危机为代表)、贫富差距加大(美国最富1%金融资产份额显著提涨)。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升,全球化趋缓,地缘经济开始凸显,非经济目标(如国家安全)纳入经济政策考量。报告提出三大转变:
该部分分析全球产业链因贸易保护和再工业化政策受到冲击。特别是美国提升关税水平和通过芯片法案推进本土半导体业,虽然解决安全问题,但产能利用率低、效率偏差,体现效率与安全的权衡。核心竞争呈现为“大规模”与“去中心化”的矛盾:美国努力扩大自身制造业供给规模,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导致产业链碎片化和效率损失。价格变化(如美国通胀上升、中国面临价格压力)映射此动态。
此外,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带来新的规模经济动力。绿色能源制造业具有更强规模经济,推动成本下降,制造业对配套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体现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体现信息共享与网络效应,增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助缓解劳动供给减少问题。
两股力量——科技进步与地缘竞争——对供给端的贡献相互作用,长远看供给能力增长面临不确定,尤其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及规模基础决定了竞争的成败。,3]
科技创新与地缘经济竞争日益融合。关键技术(半导体、AI、量子计算)成为战略资源,美国通过出口限制阻断中国先进技术进口,中国积极发展自主创新和替代方案。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技术标准和技术自主权的竞争愈加激烈。
美国技术垄断带来的垄断租金加剧了欧盟对数据安全和运营中断风险的担忧。科技创新的规模经济和知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创新收益远不及社会价值,创新动力需政府补贴和支持。技术封锁的效率有限,侧重于“学习、迭代、创新能力”,避免体制僵化的苏联经验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在地缘竞争中的投入不仅限于科技,还延伸至增军事开支,体现财政作用增强的趋势。,4]
去金融化最直观表现为金融制裁激增,例如美国金融制裁从 2010年的3起增加到2023年的48起,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国际金融网络施加压力。例如剔除国家出SWIFT、安全资产冻结等。
货币投放渠道分为财政投放与信贷投放。金融危机后期,财政扩张主导货币增长,信贷供给受制约引发“金融压抑”。美国财政赤字率从2007年的1.1%上升至2024年的6.3%,配合量化宽松刺激经济,但导致通胀高企,美联储被迫加息控制。图表1显示美国金融顺周期性下降趋势,中国金融周期顶部较晚且进入下行,2021年以来信贷和房地产出现双重负向顺周期影响。,5]
财政扩张的需求拉动效果不同:美国财政拉动强烈但带来通胀与贸易逆差,中国产生需求不足,财政扩张对总需求拉动有限,原因之一是非金融私人部门还本付息压力高(占新增信贷70%以上,还本付息占GDP超过30%),分流财政扩张的流动性,限制了经济提振作用。图表2和图表3分别展示了中国广义赤字率提升与非金融部门负担高企的情况。,7]
地缘经济竞争促使经济体量和规模优势成为核心。中美竞争可以视为两大规模经济模式的较量:
制造业规模经济(供给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配套基础设施如高铁、通信等共享大规模经济红利,绿色制造业成本持续下降,是供给优势体现。中国优势在于产业规模巨大,已非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美国依托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有需求端优势,利用关税提高交易成本阻断中国制造优势。
数字经济与AI规模经济:中美均居领先,美国拥有海外市场辐射优势,中国拥有最大AI人才库及回流人才。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和垄断租金使美国在全球占据有利地位。
货币金融规模经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来“过度特权”,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在全球金融中形成垄断,支撑消费需求和全球影响力。
总结:
未来中美宏观政策需补齐自身短板:美国需加强供给能力,中国则需促进需求增长,特别是通过财政扩张支持经济平稳转型。,8]
报告不涉及典型的公司估值模型,如DCF、P/E估值等。其“估值”更多隐含在对国家经济规模、产业竞争优势及货币国际地位定性的分析中。作者通过宏观经济及产业特征的规模经济角度为国家竞争力和地缘地位“估值”,提出不同国家在制造业、数字经济和货币金融领域的相对优势和潜在风险。
报告指出多项风险:
报告较少提及具体缓解策略,但强调财政和创新投资是缓解需求不足和科技竞争不足的关键,同时提醒防范财政带来的通胀和债务风险。,2,4,6,8]
总体,报告严谨且观点符合主流宏观经济学,能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但部分论断依赖对地缘竞争零和视角的定位,未来需结合合作动力进一步深化分析。
本报告系统分析了地缘经济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产业链布局和技术创新的深刻影响,提出地缘经济使得传统以效率和公平为目标的经济策略加入非经济目标(如国家安全)的考量,推动宏观政策在规模经济、创新支持、财政金融关系等多维度发生转变。
主要结论包括:
自1970年代末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盛行时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全球化和金融化阶段,但金融危机频发与贫富差距扩大促使政策理念调整,地缘经济竞争塑造新常态。
规模经济成为理解当前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的关键,地缘竞争强化大国通过做大规模,限制竞争对手扩大的策略。
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体现出强烈的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特性,政府在创新支持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但技术封锁的效率具有限制。
货币非中性理论在新形势中更复杂表现,财政主导货币供给增长和金融顺周期性下降构成美国和中国宏观金融政策新格局,财政扩张成为拉动需求的主力,但中国的债务偿付负担限制了财政政策的效能。
中美地缘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核心规模经济领域:
财政扩张被认为是支持经济平稳过渡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必须之策,特别是在需求不足背景下,但债务结构性风险须同步监管和化解。
图表清晰反映了美国和中国金融周期动态、财政赤字率变化及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负担的现实困境,佐证了宏观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
整体看,本报告提供了详实的宏观经济框架和地缘政治经济学融合视角,强调了新时期宏观政策设计需兼顾经济效率、技术创新和国家安全,尤其关注财政与金融的动态平衡,对于理解和应对未来复杂全球经济局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是对《地缘经济论|关于地缘经济的几点宏观思考》报告的极致详尽剖析,涵盖文章主旨、章节分析、图表内容解析、风险评估、批判视角及总结性结论,旨在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提供系统全面的洞察。
地缘经济论 前言 关于地缘经济的几点宏观思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