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综合货币贫困、多维贫困、相对贫困、粮食不安全、工作贫困与社会保障等指标,指出世界银行每日3美元极端贫困线下约有8.47亿人,但该指标主要反映最低生存标准,无法覆盖不同社会中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报告据此构建了约10亿至12亿人的保守下限、约3.85至3.90亿人的中心估计以及约45亿至50亿人的上限,其中中心估计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报告同时强调,最贫困地区的调查覆盖最薄弱,官方统计更可能低估而非高估真实匮乏程度;贫困衡量应披露阈值、PPP基期、数据质量及不确定性,并加强年龄、性别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分项统计。
| 估计类型 | 人口规模 | 核心构成 | 确定性 |
|---|---|---|---|
| 保守下限 | 10亿–12亿 | 3美元/日极端贫困人口约8.47亿,加上高收入国家中低于本国相对贫困线且高于8.30美元/日的人口约1.5亿–2亿 | 高 |
| 中心估计 | 38.5亿–39.0亿 | 低于8.30美元/日参考线人口约37亿,加上高收入国家未被该线覆盖的相对贫困人口约1.5亿–2亿 | 中 |
| 上限 | 45亿–50亿 | 中心估计加上全球推算的易陷入贫困人口约8亿–10亿 | 低 |
报告标题:《Global Poverty Beyond the Official Line: A Bounded Estimate of Material Insufficiency》(《超越官方贫困线的全球贫困:物质不足的有界估计》)。
作者:Giancarlo Crocetti 与 Editorial Team。
发布机构:Institute for Machine Learning,并与 St. John’s University 的 AI Institute 合作。
时间:2026年,数据截至2026年3月。
主题:全球贫困的测量方法,重点讨论货币贫困、多维贫困、相对贫困、食品不安全、工作贫困、社会保障缺口以及发达经济体中的隐性物质匮乏。
报告的核心论点不是否定世界银行的官方极端贫困统计,而是指出:“有多少人贫困”并不存在脱离贫困线的单一答案。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3.00美元/日极端贫困线,2024年全球约有8.47亿人处于极端贫困,占全球人口10.4%;但如果采用更符合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标准的8.30美元/日参考线,人数上升至约37亿;报告进一步构建出约38.5亿至39亿人的“物质不足”中心估计,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
该报告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是把贫困视为一个对测量标准高度敏感的连续谱,而不是一个只有“贫困”和“非贫困”两类人的固定统计对象。报告提出的“保守下限—中心估计—上限”框架,分别对应约10亿至12亿、约38.5亿至39亿以及约45亿至50亿人。
报告区分了几个核心概念:
这里的关键理论含义是:3.00美元/日并非“全球普遍适用的生活充足线”,而是主要用于衡量最贫困经济体中的生存性贫困。报告指出,3美元/日折算下来约为每年1,095美元,即使在低收入城市环境中,也很难稳定覆盖食品、住房、医疗和服装等基本开支。
报告主要使用世界银行、UNDP/OPHI、FAO、ILO、OECD、Eurostat以及各国统计机构的数据,但作者明确承认,资料选择是“目的性选择”,没有采用系统综述或正式元分析的检索流程。因此,它更接近一份跨机构数据整合与分析性政策报告,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评价。
报告还强调,不同PPP基准不能直接拼接。例如,2.15美元和3.65美元是2017 PPP口径,而3.00、4.20和8.30美元属于2021 PPP口径。若忽略基准年份,就可能把测量口径变化错误地解释为现实贫困变化。
报告将数据缺口视为贯穿全文的关键问题。全球不到一半的国家拥有2020年或之后的家庭调查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拥有全球约71%的极端贫困人口,但截至2025年9月,其调查数据只覆盖约56.7%的人口,其余部分依赖模型估算。
印度在2011年至2022年间缺少全国代表性的消费调查,意味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长达11年的贫困状况主要依赖推算。厄立特里亚最新调查可追溯到1993年,苏丹则为2009年;对于经历战争、气候冲击或经济危机的国家,旧调查与当前现实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
图1横向展示若干高贫困国家最近一次家庭调查年份。厄立特里亚为1993年,苏丹为2009年,马达加斯加为2012年,南苏丹为2016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为2018年,莫桑比克为2019年,只有中非共和国达到2021年。图中2020年的虚线清晰显示,大多数国家的最新数据都落在该线之前。
这张图支持报告的核心判断:贫困统计的误差不是随机的,而是很可能朝向低估方向。如果一个国家在调查之后经历了战争、严重通胀、气候灾害或财政崩溃,那么依据旧数据进行“调查间推算”,很可能无法及时反映贫困恶化。因此,官方贫困数字的可信度并不是在所有地区均等的,最贫困和最脆弱地区反而面临更大的测量不确定性。
报告讨论了世界银行的三条主要参考线:
按照报告提供的数据,2024年约有8.47亿人低于3.00美元/日,约18亿人低于4.20美元/日,约37亿人低于8.30美元/日。首页图表将这些数字与报告自身的39亿人估计并列,显示贫困人数会随着生活标准提高而快速扩大。
这张柱状图的视觉信息非常直接:3.00美元/日只对应约8.47亿人;4.20美元/日扩大到18亿人;8.30美元/日则达到37亿人;报告构建的物质不足估计约为39亿人。最后一个数字并不是将所有贫困指标简单相加,而是以8.30美元/日作为全球分析锚点,再补充高收入国家中未被该标准覆盖的相对贫困人口。
报告特别提醒,不能把37亿人机械地称为“世界银行认定的全球贫困人口”。8.30美元/日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参考标准,不是世界银行定义的统一全球贫困线。因此,报告的解释是:约37亿人低于适用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而不是37亿人都被世界银行以同一个官方口径认定为贫困。
2024年世界银行极端贫困估计为约8.47亿人,占全球人口10.4%;2025年约8.08亿人的数字则属于模型预测值,未来可能修订。报告强调,2024年数字较此前版本上升,主要与尼日利亚新调查显示西部和中部非洲贫困程度高于原先估计有关。
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全球约71%的极端贫困人口,但仅占全球人口约18%;该地区极端贫困率约为46%,接近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处于极端贫困。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中的极端贫困人口约为4.51亿,贫困发生率约为其他地区的五倍。
图2对比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约18%、却占全球极端贫困人口71%的现象;同时还显示,儿童约占全球人口30%,但占极端贫困人口约49%。图表的核心信息是贫困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明显集中在特定地区和儿童群体。
报告估计,约4.12亿极端贫困人口是17岁及以下儿童,接近全部极端贫困人口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约有3.12亿贫困儿童,占全球贫困儿童总数约75%,但该地区只拥有全球约23%的儿童。这说明贫困具有强烈的代际传递性质:贫困儿童更可能经历营养不良、教育中断和未来收入能力受损。
印度是报告用于说明“测量标准如何改变结论”的重点案例。世界银行根据2022—2023年家庭消费调查,将印度3.00美元/日极端贫困率估计为5.3%,约7,500万人;但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得到10.8%、9.9%—12.2%甚至26.4%的结果。若采用更适合下中等收入国家的4.20美元/日标准,印度贫困率约为24%,即约3.41亿人。
图3显示,世界银行3.00美元/日口径仅为5.3%,低于Rangarajan-Tendulkar方法的10.8%、Himanshu等人的9.9%—12.2%,而4.20美元/日口径达到24%,Sethu-Rangarajan估计为26.4%。图表说明,差异未必意味着某一方“计算错误”,而更多反映了贫困线、消费数据、福利调整和方法论选择不同。
印度案例对全球估算的影响很大:仅仅把印度从3.00美元/日标准改为4.20美元/日,贫困人口就增加约2.66亿。这说明全球贫困总数不仅取决于现实生活状况,也高度取决于跨国比较采用什么规范性标准。
全球多维贫困指数覆盖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大维度,并包含营养、儿童死亡、受教育年限、入学情况、烹饪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电力、住房和资产等指标。一个人如果在加权指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处于剥夺状态,即被视为多维贫困。
2024年全球约有11亿人处于急性多维贫困,其中约5.84亿人为儿童。约64.5%的多维贫困人口,即约7.4亿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最贫穷国家。
多维贫困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收入高于贫困线但生活条件严重不足”的人群。例如,一个家庭可能每天收入超过3美元,但仍然缺乏安全饮水、卫生设施、合适住房、清洁能源或教育机会。报告还指出,传统货币贫困统计多以家庭为单位,默认家庭内部平均分配资源;但研究发现,大约十分之一被认定为“非贫困”的家庭中,实际上存在贫困成员,通常是女性或儿童。
报告认为,国际贫困线在高收入国家中容易产生“假阴性”:统计上几乎没有人低于3美元或8.30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严重物质困难。
美国同时使用官方贫困线和补充贫困指标。2024年约有9,360万美国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200%以下,接近全国人口30%;四口之家对应收入约6.24万美元。在高生活成本都市区,这一收入水平可能不足以应对房租、医疗账单、交通和食品价格上涨。
OECD国家2021年相对贫困率平均为11.4%,涉及约1.6亿人。图表中哥斯达黎加为21.0%,美国为18.1%,以色列16.9%,日本15.4%,韩国14.9%,加拿大12.2%,德国11.6%;法国8.7%,荷兰7.0%,捷克5.5%。
图4以11.4%的OECD平均线为参照,显示美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法国、荷兰和捷克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相对贫困与国家总体富裕程度并不完全同步,社会转移支付、住房成本、工资分配和家庭结构都会影响贫困率。
报告还列举了多个非收入维度:
这些数据支持报告的判断:贫困不仅是收入不足,也包括无法负担健康饮食、能源、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生活条件。
2024年全球约有6.73亿人遭受慢性饥饿,占世界人口8.2%;约2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状态,约26亿人无法负担健康饮食。后两个指标高度重叠,不能简单相加。
全球工作贫困同样广泛。2024年有超过2.4亿劳动者收入低于2.15美元/日;ILO进一步估计,接近3亿劳动者处于某种形式的极端工作贫困。其根源不只是个人就业意愿,而是非正规就业、低工资、缺乏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不足。
2023年全球已有52.4%人口获得至少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比2015年的42.8%有所提高,但仍有约38亿人完全没有社会保障。高收入国家平均将GDP的24.9%用于社会保护,而低收入国家仅为2.0%;若要弥合这一差距,估计每年需要额外1.4万亿美元。
图5以基尼系数为横轴、贫困率为纵轴,展示丹麦、法国、德国、美国、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丹麦基尼系数约0.29、贫困率6.3%;美国基尼系数约0.49、相对贫困率18.1%;洪都拉斯基尼系数约0.47,但贫困率高达62.9%。整体上,图中右上方分布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贫困率通常越高,但国家发展水平仍会影响具体位置。
报告由此强调,GDP总量或人均GDP不能替代分配分析。美国人均GDP高于丹麦,但相对贫困率接近丹麦的三倍,差异主要来自收入分配、住房成本和社会保护结构。
通胀也具有阶层差异。低收入家庭通常将50%—80%的支出用于食品、燃料和住房,而这些项目在2021—2024年价格上涨最明显。因此,以一般CPI衡量实际生活压力,可能低估低收入家庭面对的真实通胀。报告以巴基斯坦、巴西以及部分冲突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为例,说明名义收入未同步上涨时,实际贫困会明显恶化。
性别维度则体现为劳动参与率、无偿照护、财产权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共同作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年轻女性的贫困风险比男性高42%;全球约只有24%的成年女性拥有法律土地文件,而总体比例为43%。如果只采用家庭收入指标,女性和女孩在家庭内部遭受的实际剥夺会被系统性掩盖。
图6显示,全球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约36%下降到2019年的不足9%,这是现代历史上最显著的贫困减少之一,主要受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推动。
但图中2024年前后的上升需要谨慎解释。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线从2.15美元/日提高到3.00美元/日,导致测量标准发生断点。若采用只考虑通胀调整的约2.38美元/日反事实贫困线,2024年贫困人口约为5.4亿、贫困率6.6%,而不是8.47亿、10.4%。因此,2024年的大部分表面上升来自贫困线提高,而不完全是现实生活条件恶化。
不过,报告并未因此否认实际倒退。COVID-19在2020—2021年间使约7,000万至9,000万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冲突、气候灾害、债务危机和人道援助减少,又使贫困减少速度明显放缓。预计2030年全球仍有约8.9%人口处于极端贫困,要实现联合国目标,贫困下降速度需要大约提高三倍。
图7依次列出:极端贫困8.47亿、多维贫困11亿、4.20美元/日以下18亿、食品不安全23亿、无法负担健康饮食26亿、8.30美元/日以下37亿、没有社会保障38亿,以及报告自身的物质不足估计39亿。该图不应被理解为各项数据相加,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大量重叠。
报告的三个估计如下:
保守下限:10亿—12亿人。
以8.47亿极端贫困人口为基础,加上约1.5亿—2亿名收入高于8.30美元/日、但仍低于高收入国家本国相对贫困线的人口。该估计确定性最高,但排除了近贫困、食品不安全和非货币剥夺。
中心估计:38.5亿—39亿人。
以8.30美元/日以下约37亿人为核心,再加上高收入国家未被该收入线覆盖的相对贫困者约1.5亿—2亿人。这个估计与“按照各自社会标准满足基本需要”的规范性标准相对应,但对8.30美元/日作为全球锚点的选择较敏感。
上限:45亿—50亿人。
在中心估计基础上,再加入全球推算的脆弱或近贫困人口约8亿至10亿。由于近贫困数据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较明确的区域性证据,因此该估计确定性较低。
图8用不同颜色表示确定性:保守下限为高确定性,中心估计为中等确定性,上限为低确定性。图中还标出官方8.47亿人的位置,可以看到官方数字明显低于中心估计和上限。
第一,报告的中心估计具有明显的规范性选择。8.30美元/日原本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参考线,报告将其扩展为全球“物质不足”的分析锚点,虽然逻辑上具有可辩护性,但并非唯一合理方案。不同研究者也可能选择各国实际消费篮子、社会最低生活标准或基本能力指标,因此3.9亿人的数字应理解为一种分析构造,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唯一答案。
第二,上限估计45亿—50亿人的推断基础较弱。报告承认全球脆弱人口带主要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数据外推而来,确定性为低。因此,该区间适合作为风险边界,而不适合作为精确人口统计。
第三,报告把“没有社会保障”列为重要结构性风险,但没有社会保障并不等同于当前已经贫困。它更准确地反映未来冲击下的脆弱性,因此应与现时贫困、潜在贫困和风险暴露相区分。
第四,部分数据跨越不同年份、不同调查设计和不同PPP基准。报告已经提醒读者不要直接比较,但其综合叙述仍可能让读者把这些指标误认为同一时间点、同一人口覆盖范围下的完全可比数字。这是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报告提出的建议以改善测量为先,而不是立即提出具体财政政策。主要包括:
总体而言,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提出一个新的“全球贫困唯一数字”,而在于揭示了贫困统计的标准依赖性、数据缺口的方向性偏差以及发达国家隐性匮乏的可见化问题。8.47亿人的官方极端贫困数字仍然有效,但它回答的是“有多少人生活在最低生存线以下”,而不是“有多少人无法稳定地满足所在社会认可的基本需求”。
因此,报告最终主张:全球贫困应当以范围而非单一数字表达。保守下限已经超过10亿人,中心估计接近39亿人,上限可能达到45亿至50亿人;这个区间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发现。贫困的真实规模不仅取决于人们拥有多少收入,也取决于这些收入能否转化为食物、住房、医疗、教育、能源、安全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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