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可再生能源高比例接入下,核电机组基于随机剩余需求进行负荷跟踪的最优切换问题。模型纳入核电出力上下限、爬坡能力及变更运行状态的切换成本,并比较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运行策略。研究通过HJB拟变分不等式刻画价值函数,并采用单调半拉格朗日方法求解。结果表明,短缺成本越高,核电越积极跟踪需求;切换成本越高则形成更宽的不动作区间;市场交易能够替代部分核电调节,但价格形成机制会显著影响出力决策。
| 指标 | 封闭经济 | 开放经济:价格接受者 | 开放经济:价格制定者 |
|---|---|---|---|
| 平均绝对跟踪误差 ( | P-Y | ) | 0.03598 |
| 状态切换次数 | 87 | 29 | 41 |
| 购电量 | — | 0.4106 | 0.2644 |
| 售电量 | — | 0.1601 | 0.1414 |
| 短缺时间占比 | 57.14% | 57.44% | 56.40% |
| 短缺能量 | 0.1812 | 0.4106 | 0.2644 |
| 过剩能量 | 0.0707 | 0.1601 | 0.1414 |
| 总成本(模型单位) | 约1.200–1.266区间 | 约1.200–1.266区间 | 约1.200–1.266区间 |
标题: An Optimal Energy Production Problem with Energy Source Switching and Load Following Nuclear Power Plants(能源生产与能源来源切换及核电负荷跟踪的最优决策问题)。
作者: Fabio Baschetti、Alessandro Gnoatto、Athena Picarelli,均来自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经济系。
日期: 2026年8月12日。
研究主题: 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具有随机波动性的背景下,研究核电机组如何在有限产能、爬坡能力和切换成本约束下,动态跟踪“残余需求”,并比较封闭经济与开放电力市场两种环境。
报告没有给出传统意义上的股票评级、目标价或投资建议,其核心是一个能源经济与随机控制模型。作者的主要观点是:随着可再生能源优先并网,电力系统真正需要被调度的变量不再是总需求,而是残余需求,即总用电负荷减去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残余需求越不稳定,系统越需要可调度、低碳且具备一定规模的灵活性资源,核电因此不应只被视为“基荷电源”,也可以作为有限程度的负荷跟踪电源。
文章的理论贡献包括四点:第一,用连续时间随机过程描述残余需求;第二,将核电的升负荷、降负荷和维持不变建模为三个运行状态之间的最优切换;第三,通过Hamilton–Jacobi–Bellman拟变分不等式(HJB-QVI)刻画价值函数;第四,使用单调半拉格朗日数值算法计算最优政策。 文章的定性结论是,短缺成本越高、爬坡能力越强、切换成本越低,核电越积极地跟踪残余需求;而较高的切换成本会扩大“暂不调整”的区域,使产出更加平滑。
图1展示了2019年挪威水库水电发电量与残余需求的日度数据。蓝色阴影为水库水电每日最低—最高发电范围,蓝色实线为日均水电发电量,橙色虚线为日均残余需求,残余需求在该图中定义为负荷减去风电发电量,数据来自Energy-Charts的小时观测并聚合为日度序列。
图像显示,水电出力在冬季和年末较高,在春夏期间总体较低,但日内及日际波动很大;水电均值与残余需求具有明显同步性。报告给出的水电日度发电区间平均值约为7.2 GW,95%分位数为10.8 GW,水电日均发电与残余需求日均值的相关系数为0.80。 这说明拥有水库的水电系统能够通过调节蓄水释放量,主动吸收风电波动与需求变化。作者以此说明,水电和储能可以提供灵活性,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有类似的水资源禀赋,且电池储能在应对长期低可再生能源出力时仍可能成本较高。
该图的局限在于,残余需求没有扣除太阳能,因为原始挪威数据没有太阳能序列;因此,图中残余需求可能高估了现代条件下的净负荷水平。 此外,相关系数只能说明共同变化关系,不能证明水电调节完全由残余需求驱动。
图2使用法国RTE eCO2mix半小时数据构造日度序列,展示法国核电出力与残余需求。蓝色阴影为核电日内最低—最高范围,蓝色实线为日均核电发电量,橙色虚线为日均残余需求,残余需求定义为用电负荷减去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图2最重要的信息是:法国核电平均出力从年初约50—55 GW逐步下降至夏季约38—42 GW,随后在年末回升至约45—50 GW;残余需求在冬季显著高于夏季,并且核电出力与残余需求大致同向变化。2019年核电日度调节区间平均约3.3 GW,95%分位数约9.2 GW,核电日均发电与残余需求日均值相关系数约0.80。 这为文章研究“核电负荷跟踪”提供了经验动机:真实核电系统已经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和日度调节,而非永远锁定在单一恒定功率。
不过,图中相关性也可能部分反映季节共同趋势,而不一定代表核电调节完全由实时市场需求决定。图表是描述性证据,不是对核电灵活性经济价值的因果估计。
核电产出记为 (P_t),被限制在 (P_{\min}) 与 (P_{\max}) 之间。模型设定三个运行状态:
当产出达到上限或下限时,动态方程通过边界漂移限制其继续上升或下降。 其中,(r) 表示核电机组的机动能力,但作者没有把爬坡速率作为可连续选择的控制变量,而是将其固定为一个参数。这一设定简化了模型,但也产生重要含义:更大的固定爬坡率不一定总是更优,因为它可能导致过度调整和越过目标水平。
每次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都要支付切换成本 (c_{i,j})。切换成本代表设备磨损、维护、燃料管理、运行复杂性和监管限制等因素。 成本矩阵满足三角不等式并具有“无免费循环”性质,从而避免系统通过连续无成本切换制造不合理的最优解。
残余需求记为 (Y_t),直接建模为带有确定性季节项的均值回复过程,类似Ornstein–Uhlenbeck过程。其均值回复中心包含日、周、年等周期成分;该过程允许 (Y_t) 取负值,代表可再生能源产出超过总用电需求的情形。
这种建模方式的优点是简洁、可处理、适合动态规划;缺点是其高斯扩散假设难以完全捕捉电力市场中的尖峰、厚尾和波动聚集。附录中的诊断图明确显示了这一问题。
封闭经济中,生产者不能向外部市场买电或卖电,因此核电与残余需求之间的偏差具有直接成本:
其中,(\lambda_2)不仅是偏好参数,而是短缺的边际经济成本,可能包含化石燃料备用发电、失衡结算、应急购电、监管补偿和停电损失等。作者强调通常存在 (\lambda_2\gg\lambda_1),因为供电不足和可靠性风险的经济损失通常大于弃电或过量生产成本。
开放经济允许生产者在外部市场买卖电力。过量核电可按销售价格 (S_t^s)出售,核电不足则按购买价格 (S_t^b)补足。 市场残余需求 (M_t)决定市场处于低价、中价或高价状态,分别对应可再生能源、核电或化石能源成为边际清算资源。该设定体现了“ merit order effect”:可再生能源大量出力时,价格可能较低;市场残余需求高到需要化石机组时,价格则较高。
开放经济包括两种情形:
价格制定者情形更具战略性:如果企业突然降低核电出力,可能推高市场价格,导致其后来需要以更高价格购电;如果企业过度增产,也可能改变价格并压缩其出售过剩电量的利润。
作者将价值函数定义为从当前时间、状态和运行模式出发,在未来期间最小化预期总成本。每个时点有两类决策:继续保持当前状态,或者立即切换到另一个状态。 由动态规划原理,价值函数满足一组相互关联的HJB-QVI:
由于核电出力在上下边界处的漂移函数不连续,市场价格函数在阈值0和总核电容量 (a)处也可能不连续,作者引入参数为 (K)的平滑近似。理论上的连续性、唯一性和黏性解结论严格适用于正则化问题。 这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处理,但也意味着理论模型与原始硬边界、跳跃价格模型之间存在近似误差。
数值上,作者采用半拉格朗日格式,从终端时点反向计算价值函数。继续价值通过Euler–Maruyama离散和单调插值近似;立即切换价值则直接比较不同模式的价值加切换成本。算法利用切换结构,使每个网格点的切换固定点迭代实际上可以一步收敛。 该方法的优势是稳定、适用于退化扩散和状态约束,但空间插值只有一阶精度,且三维开放经济状态空间的计算成本可能显著高于二维封闭经济。
数值实验使用意大利2024—2025年15分钟总负荷和可再生能源数据,残余需求被标准化为无量纲容量单位。核电产出范围设为 (P_{\min}=0.2)、(P_{\max}=0.9),参考爬坡速率为每单位时间5%,并将模拟期限延长至一年,但主要用一周和一个月图形展示政策特征。 这些参数是风格化的,并不代表当前意大利核电结构,因为意大利本身并无在运核电机组。
图3是初始时间、当前模式为保持不变时的政策表。横轴为核电产出 (P),纵轴为残余需求 (Y);绿色表示保持不变,红色表示增加产出,蓝色表示降低产出。
图中呈现出明显的阈值结构:在 (P=0.5,Y=0.5)附近,最优决策是维持产出;当残余需求上升时,区域进入红色,说明应提高核电产出;当残余需求下降时,进入蓝色,说明应降低产出。对于同一残余需求,较低的核电出力更容易触发升负荷,较高的核电出力更容易触发降负荷。 绿色区域就是切换成本带来的“无动作区”,代表需求偏离并未大到足以抵消立即切换的成本。
图4展示一周内两条模拟残余需求路径及对应核电出力。红线为 (Y_t),蓝线为 (P_t)。蓝线总体跟随红线,但呈现明显阶梯状,且受到0.2和0.9上下限约束。 当需求突然高于核电出力时,会出现短缺;当需求超过核电最大能力时,即使立即升负荷也无法完全满足需求。
图5将期限扩展到一个月,显示核电仍然大体跟踪残余需求,但在短时剧烈波动中出现明显偏差。蓝线在高需求阶段多次触及 (P_{\max}),在低需求阶段接近 (P_{\min}),说明产能边界和切换摩擦共同限制了跟踪能力。
图6展示一年期路径,红蓝两条曲线高度密集,反映短周期随机波动叠加季节性变化。核电出力频繁在0.2—0.9之间切换,部分时段达到上下限,而残余需求多次超过0.9,说明单一核电机组无法独立承担全部平衡责任。
图7比较低短缺成本与高短缺成本。当 (\lambda_2=0.6\bar\lambda_2)时,核电出力对需求变化反应较缓;当 (\lambda_2=10\bar\lambda_2)时,蓝线更加积极地接近红线,并更频繁地升负荷,以降低短缺风险。 但当需求超过核电额定容量时,即使短缺成本极高,也不可能消除缺口。
图8将切换成本分别缩放为基准的0.1倍和10倍。低成本情形下,蓝线紧密追踪红线并频繁改变方向;高成本情形下,蓝线呈较长的平台,切换次数显著下降,追踪误差上升。
图9展示爬坡率影响。较低爬坡率 (0.4\bar r)使产出变化较平滑;较高爬坡率 (2\bar r)虽然理论上更灵活,但由于每次调整幅度固定,可能超过实际所需水平,产生过冲和额外切换。 这揭示了模型中的关键细节:灵活性价值不仅取决于最大爬坡能力,还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连续选择爬坡幅度。
图10同时模拟本地残余需求 (Y)与全球市场残余需求 (M)。黑线 (M)的波动范围明显大于红线 (Y),并且全球核电容量阈值为 (a),本地核电上限为 (P_{\max})。 作者假设两者具有相同均值回复速度、零布朗相关性,并通过参与国家数量、结构差异和时间位移构造全球市场过程。
图11将 (M_t)分为三个价格区间:低于0为低价区间,0至(a)为中价区间,高于(a)为高价区间。 图中可以看到全球残余需求多处落入中价区间,但在部分时段突破 (a)进入高价区间,也有少量时段低于0进入低价区间。
图12显示价格接受者的核电策略。低价绿色区域内,企业可能减少核电并从市场购电;高价红色区域内,即使本地需求不高,也可能维持较高出力以出售过剩电量。 这说明开放市场降低了核电对本地需求的机械跟踪要求。
图13和图14展示价格制定者情形。图13的价格由包含企业自身失衡的 (Z_t)决定,因此企业出力会反馈到价格区间。 图14中,低价时企业并未像价格接受者情形那样直接降到 (P_{\min}),因为减产可能抬高市场价格并增加后续购电成本;高价时也未必达到 (P_{\max}),因为过度增加供给可能压低出售价格或改变市场利润。
表1比较封闭经济、价格接受者和价格制定者三种情形。虽然原文所提供的表格版面未完整显示,但正文给出了主要统计量:
| 指标 | 封闭经济 | 价格接受者 | 价格制定者 |
|---|---|---|---|
| 平均绝对跟踪误差 | 0.03598 | 0.08153 | 0.05797 |
| 切换次数 | 87 | 29 | 41 |
| 短缺能量 | 0.1812 | 0.4106 | 0.2644 |
| 过剩能量 | 0.0707 | 0.1601 | 0.1414 |
| 短缺时间占比 | 57.14% | 57.44% | 56.40% |
| 总成本 | 约1.200—1.266 | 约1.200—1.266 | 约1.200—1.266 |
封闭经济的跟踪误差最低,只有0.03598,但切换次数最多,达到87次;价格接受者跟踪误差最高,为0.08153,切换次数最低,仅29次。价格制定者介于两者之间,误差为0.05797,切换次数为41次。 这表明市场交易可以替代部分核电物理调节:企业不必频繁改变核电出力,而是通过买电弥补短缺、卖电消化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情形的短缺时间占比都接近57%,过剩时间约43%,但短缺和过剩的能量规模差异较大。 因此,仅观察“处于短缺状态的时间比例”可能会误导,实际经济影响还取决于偏差幅度和对应价格。价格接受者购买量为0.4106,高于价格制定者的0.2644,说明内部化价格反馈后,企业会更积极地调整核电,从而减少外部购电。
图15显示,OU模型估计的季节均值能够抓住意大利残余需求的主要低频变化,但这只是简约的均值拟合,而非完整预测模型。
图16的残差直方图和QQ图显示标准化残差具有比正态分布更厚的尾部,说明极端需求变化发生概率可能被高斯模型低估。
图17进一步显示标准化残差及其平方残差存在序列相关,后者意味着波动具有时变性或波动聚集特征。
这构成报告最重要的审慎点之一:数值政策区域和模拟路径依赖于OU过程的参数设定,而数据诊断已经表明该过程并不能完整描述真实残余需求的厚尾、非线性依赖和异方差。作者对此并未回避,而是明确将OU模型定位为适合HJB-QVI分析的透明基准,并把非高斯创新、时变波动、多机组和连续爬坡控制列为未来研究方向。
主要风险包括:
总体而言,报告的理论结构完整,且通过封闭与开放经济、价格接受者与价格制定者的对比,清楚展示了核电灵活性与市场接入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但实证部分更接近“校准后的机制演示”,而不是对现实核电投资回报或电价的精确预测。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在高比例风光发电系统中,核电的经济价值不仅来自稳定发电量,也来自在残余需求变化时提供低碳、可控和规模化的调节能力。 封闭经济中,短缺成本越高,核电越积极跟踪需求;切换成本越高,越倾向于保持当前状态;固定且过大的爬坡率甚至可能造成过冲。开放经济中,进口和出口改变了核电偏离本地需求的机会成本:低价时可以购电并降低核电出力,高价时可以提高出力出售过剩;若企业能够影响市场价格,则自身产出还会通过价格反馈改变最优策略。
因此,作者主张能源政策不应只按照平均发电量补偿低碳电源,还应考虑可用性、爬坡能力、平衡服务和减少短缺风险的价值。同时,灵活运行会增加磨损与维护成本,市场机制必须在系统灵活性收益和核电运营商承担的实际成本之间取得平衡;互联线路、储能、水电和核电灵活性也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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