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基于美国二次、三次工业革命期间资本市场演化,深入分析交易所间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逐利竞争对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及创新金融职能的重要作用。技术进步使全国性市场逐步替代区域市场,差异化竞争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但唯有纳斯达克与纽交所的规模化同质化竞争才能显著提升资本市场对产业创新的响应效率。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通过严监管防止交易所欺诈、反垄断打破市场分割、推动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保障交易所激励相容,形成资本市场生态效应和筛选效应,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支持创新的基础
核心论点总结:
报告围绕美国资本市场演化的历史事实,指出交易所的内在逐利动机是促成资本市场有效支持产业创新的根本动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交易所竞争的基础和动力来源。交易所间通过差异化竞争与同质化竞争两条路径互促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形成及创新金融职能发挥。同时,美国监管层对交易所实施反欺诈、反垄断监管以及促进多利益相关方共享治理结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报告反复强调,区域市场随着技术进步而边缘化,真正促进创新的是规模化的全国性市场。作者主张监管应更多以维护竞争、激励相容和市场活力为政策核心,以最终促进资本市场对新旧产业更好响应和支持创新发展。,1,2,3]
首先,报告梳理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分层结构(图表1),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股票市场和股权市场,第二层次为场内市场(集中竞价)与场外市场(做市商主导),第三层次包含细分的多个上市板块和上市标准。例如,纽交所主板、中小板,纳斯达克的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及资本市场等不同板块。同时,美国存在多个私募股权的二级市场平台,细分丰富且灵活,形成了多层次但相互联动、互为补充的资本市场体系,这构成美国资本市场生态效应及筛选效应的物理基础。
报告突出强调,虽然国内外均强调“多层次资本市场”,但美国官方文件和政策文件中缺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明确定义,反映其更注重市场功能的有效运行和动态竞争机制,而非行政明确划分的体制结构。作者以此提出重要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究竟是资本市场成功的原因还是演化的结果?监管和政策应聚焦于构建哪个方面?后续章节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3]
报告通过梳理美国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证券交易所兴起的历史,强调最初区域性市场的形成根本源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交通和通信不发达使得资本市场无法跨区域集聚,交易所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和本地投资者。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纽交所)早期虽也是区域性市场,但纽约的经济优势提供了较强的生态效应和筛选效应,促进其演变为全国性交易所。
随着1840年代电报技术普及和1926年AT&T大幅降低远距离通信费率后,全国市场开始对区域市场进行替代,纽交所凭借更大的规模和信息传播优势吸引了跨区域投资者和企业的上市。反观各地区域交易所虽保持本地优势,但由于生态效应和筛选效应较弱,不得不降标准以竞争,造成信息披露不足甚至欺诈风险,最终在监管趋严后大量企业转向纽交所,区域市场地位逐渐萎缩(见图表2)。
报告批判了区域市场在当下技术环境下的所谓“本地化信息优势”神话,认为当信息成本大幅下降后,区域市场不仅不具优势,且可能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此外,美国区域市场衰退过程与美国小银行的治理难题的对称性也被深入分析,指出分散但弱监管模式的弊端,强调技术进步和监管协调对多层次资本市场整合的重要性。,5,6,7]
交易所的逐利动机是报告迄今为止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交易所最初由券商会员为追求交易利益成立,未必基于创新金融目的而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纽交所在铁路公司盈利稳定期偏好支持铁路行业,因新兴机械和化工企业风险高、融资需求小,其支持较少。随着铁路业衰退,投资者收益偏好转向新兴工业,会员券商利益诉求引导纽交所改革上市标准,逐步增强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实现资本市场与产业创新的动态对接。
图表3显示1975年前券商佣金与投行业务作为收入支柱的状况,揭示券商利益与投资者利益大体激励相容,推动交易所响应投资者偏好变迁。图表4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佐证产业盈利能力切换直接影响投资者组合偏好进而影响交易所支持力度。报告特别强调,交易所与投资者利益激励相容是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基础,该机制推动交易所上市规则及结构随产业变迁自发演进。,9]
报告强调,创新的不确定性要求资本市场具备强生态效应和筛选效应,体现在投资者对风险偏好的分散和多样,因而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差异化竞争尤为重要。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小交易所如Consolidated Stock Exchange等,针对纽交所覆盖不足的新兴工业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更早支持新兴产业融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纳斯达克作为场外市场起步,因上市标准更宽松、信息披露压力更小,充当了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融资支持平台,使美国资本市场整体维持对创新的支持。这种差异化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交易所间,也体现在交易所与场外市场间。
但差异化竞争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由于纽交所市场规模庞大且握有大部分金融资源,小型交易所和场外市场的竞争压力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主流交易所偏好,限制了创新金融的效率扩展。,11,12,13]
自20世纪90年代起,纳斯达克由差异化竞争转向与纽交所展开激烈的同质化竞争。纳斯达克开始致力于提升自身声誉和服务能力,吸引大型科技企业留在纳斯达克上市,切实威胁纽交所主导地位。图表5显示2000年至2013年间转板数据,反映上市公司间双向流动趋势。促使纽交所不得不主动降低上市标准、设立专门板块迎合新兴产业,以及开辟硅谷办事处等政策以应对竞争。
20世纪末,两大交易所经历公司制改革,转型为股份公司,增强融资能力和逐利动机。纳斯达克通过私募募资逾5亿美元,升级交易平台并强化竞争力。公司制改革引发的激烈同质化竞争加速多层次资本市场内部分层,打造多元板块市场体系,增强对各类企业的服务包容性。2014年纽交所调整主板上市标准部分放宽盈利性指标,进一步彰显竞争推动结构与规则创新的活力。,15,16]
报告明确,交易所逐利动机本身无法保障服务投资者,而是存在欺诈、垄断等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纳斯达克1990年代发生的做市商"友好竞争"、歧视性报价,以及纽交所专家的交易干预和提前交易事件,均是监管缺失引发的典型案例。
因此,美国监管部门采取了以下关键措施:
反欺诈严监管:通过要求录音监控、完善订单处理、重罚违规行为,以及推动交易制度改进如订单处理规则(OHR),防范交易所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不当获利。监管提升做市商报价透明度,促进投资者交易以最优价格进行,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受限问题。,20]
反垄断政策:面对交易所潜在的垄断趋势,避免市场集中削弱交易所服务创新和投资者利益的积极性。鉴于纽交所Rule 390限制会员跨市场交易遭废止,以及推动携码转板等举措,增强了交易所间公平竞争。SEC推动构建全国市场体系(NMS),强调竞争优先于市场集中,并以政策授权保障交易所间公平竞争。,22,23]
治理模式改革:推动交易所治理结构多元化,避免券商单一主导导致的监管失败。以纳斯达克1996年治理改革为例,新增监管子公司和独立董事,确保中介机构、投资者及上市公司等多方代表参与决策。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成员涵盖行业多方,强化绿色治理体系,确保交易所为资本市场生态良性运营服务。,25,26]
本报告为政策及制度分析报告,无具体企业财务估值内容,未涉及市盈率、现金流折现等传统估值方法。其价值体现为通过历史演化视角、制度效应和产业生命周期结合,剖析资本市场组织模式对创新的系统影响,为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监管架构提供战略参考。
报告主要风险涉及:
报告建议通过监管创新和治理机制拓展,降低上述风险,实现资本市场持续活力和创新驱动功能。,18,19]
综上,报告体现了高度专业和审慎的研究态度,但对复杂市场微观机制及潜在不确定性保持适度保留。
通过对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两百多年演变的系统回顾,报告指出:
总的来说,报告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资本市场如何通过逐利驱动、规模和范围经济支持下的多层次交易所竞争,以及高效监管体系协同作用,打造起支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成熟资本市场生态。这既是对美国资本市场成就的总结,也为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27,28,29]
报告提供了一个极其详实、基于历史经验与制度演进视角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与监管匹配模型,对理解资本市场如何发挥创新推动作用,特别是交易所竞争与监管互动机制方面意义深远。
中庸策2024 | 第四章 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交易所竞争: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演化机制分析.pdf